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大约在2002年春季，上海财大召开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会议，决定为研究生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但与会者在使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负责学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女士也许有先知先觉，提出用梁小民先生的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我否定她的提议，而坚决主张使用西方原版教材。部分与会教师提出若如此，他们便退出西方经济学教学队伍。我则明确认为，即使他们退出，也应当采用原版教材。会议的决议采纳了许多与会者包括我的看法。
2003年春季学期，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被学校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在就职讲话中，我提出把“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n44c24.aspx），这里用的“现代经济学”和官方用语“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相同。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例如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习必须以“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而这方面的教材毫无例外地是原版教材。
到2002年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不过，前者局限于邹恒甫先生指导的小范围学生，后者则被经济学院排除在竞争对手之外。到2002年时，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中译本也已经很多，但国内西方经济学课程很少用它们做教材；也就是说，西方原版教材通常只被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而且也只有少数教师真的参考它们。事实上，在上海财大全面启用西方原版教材之前，上海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部分也是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师担任并使用自编教材。因此，在2002年秋季之前，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学院包括独立的经济系以及财经院校应当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上海财经大学在全校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中全面采用原版教材应当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之历史”还没有公论之前，我也许可以说，我在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要说，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愿意负责，愿意承担与此关联的责任。
我当初主张引入课堂的西方教材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具体的高级经济学教材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Jehle and Reny：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与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教材。西方大学经济学科应当全都开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因此该两门课程的各类教材也很多。如果说这样的原版教材中会有少数不“那么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大多数原版教材在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肯定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而我当初主张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的时候，所选择的恰恰又是属于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多数教材之列。对此，我不必讳言。例如，罗宾逊夫人编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Robinson and Eatwell：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加引号是因为该书本身亦属于西方经济学）批评甚多。虽然该书在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当时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虑之中。对我来说，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标准是：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的教材。那些仅仅在少数学校使用的内容有重大差别的教材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记得在开始全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不久的一个场合，有位博导提出许多博导都不懂这些教材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用。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继续不懂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位子，不需要再搞懂那些知识了；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要获得他们在世界在社会的位子需要学习和懂得那些教材上的知识。我想，如果今天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我的回答依然类似当初：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吧。
那么，如果不用原版教材，用国内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不是就不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了？我的回答是后者依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就拿前面提到的梁先生的教材来说，我当时否定它的理由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书名声称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而我们当初决定要在研究生课程中讲授的是西方学者公认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若涉及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则梁先生的教材可能比我们引入课堂的西方原版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学者写作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部分和梁先生的教材一样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少部分教材在讲解西方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试图对其加以批判，但批判之点却往往和“西方价值观念”毫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比如，高先生在其书微观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两章是西方经济学基础所在）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却是对西方经济学内部争论的介绍，根本不涉及“西方价值观念”。这和物理学教材类似。大部分物理学教材只是讲授宇宙大爆炸模型。但西方物理学家关于大爆炸本身是否存在都有争论。部分物理教材介绍这样的争论并不表明它们在批评“西方物理学观念”。表面上看，高先生在那两章“结束语”中通过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批判了“西方价值观念”。但在实际上，他的批评理由仅仅是该假设不符合事实。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该假设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假设不符合事实既是它的弱处却更是它的强处。被官方列为不属于“西方价值观念”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以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就意味着高先生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此而言，以“不符合事实”为理由的批判其实也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无关。国内还有极少西方经济学教材不是在每章结束、而是在每章内容中间插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例如余斌先生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不过，用那本教材不如干脆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因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像余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该类课程根本就不应当也不必要开设；如果开设，即使用那本教材，学生依然会多少知道“西方价值观念”为何物，教师依然传播了“西方价值观念”。此外，余先生的许多批判也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以该书的首次批判为例。余先生写道：“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是可以无穷细分的，不仅米饭可以按粒计算，衣服也可以按一丝一缕计算，至于电冰箱的容量，也是可以按毫升来计算和购买与消费的。”（见该书第一章第一页）这里的字体区别来自原文，其中前一种字体是余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或“西方价值观念”的表述，后一种字体是余先生的批判。假设他的上述句子中的“表述”部分正确，他的批判部分显然和批判“西方价值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批判从最好的角度说也仅仅和某种研究方法论有关，而这里牵涉的方法论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该种方法论我们在马克思研究或者“东方经济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我看来，他的上述批判更类似胡搅蛮缠，反而会在教学中败坏中国教师的声誉。
在我看来，如果不在经济学教学中“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政府时期；第二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限定词“西方”，开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时期。在表示愿意承担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课堂的责任的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走上第二条道路。
“夜话”，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