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系列的前三期中，我们为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它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身处的世界，弄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本期将以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转向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职业变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农部门拉动的。非农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就快；非农增长慢，经济增长就慢。非农部门增长一方面要靠适当的制度、创新或者模仿的技术，一方面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就劳动力投入来说，非农部门要增长，就得增加就业。非农部门新增就业有三个来源：（1）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我们称为新增非农劳动力，（2）城镇失业者得到就业，即失业减少，（3）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我们观察2010到2020的十一年间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看表。
| 年 | 新增非农就业 | 新增非农劳动力 | 失业减少 | 农业劳动力转移 | 比重和 |
| 万人 | % | ||||
| 2010 | 1,237 | 13.3 | 1.1 | 85.6 | 100.0 |
| 2011 | 1,550 | 4.3 | -0.9 | 96.6 | 100.0 |
| 2012 | 995 | 3.5 | 0.5 | 96.0 | 100.0 |
| 2013 | 1,744 | 2.1 | -0.5 | 98.4 | 100.0 |
| 2014 | 1,514 | 3.4 | -1.7 | 98.3 | 100.0 |
| 2015 | 925 | -1.2 | -1.5 | 102.7 | 100.0 |
| 2016 | 435 | -9.8 | -3.7 | 113.5 | 100.0 |
| 2017 | 426 | -33.7 | 2.3 | 131.4 | 100.0 |
| 2018 | 504 | -40.0 | -0.4 | 140.4 | 100.0 |
| 2019 | 528 | -51.4 | 5.5 | 145.9 | 100.0 |
| 2020 | 554 | -22.9 | -38.8 | 161.7 | 100.0 |
| 合计 | 10,411 | -4.2 | -2.3 | 106.5 | 100.0 |
| 年平均 | 946 | -4.2 | -2.3 | 106.5 | 100.0 |
上表显示，这十一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我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2010年），最高则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2020年）。就十一年整体来看，我国总共新增非农就业超过一亿人。在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四百多万。同样，从总量看，城镇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百多万。这样，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减少两者，不但对非农就业增长毫无贡献，而且造成非农就业的亏空。所以，在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完全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保证了非农就业的增加，而且填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减少两者的亏空。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仅仅十一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我国从1980年前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上表所显示的十一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上表显示的现象，也许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而非“正常现象”。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新增非农就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看图。
上图中，带点的曲线表示新增非农就业，不带点的曲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从1952年开始。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从1953年开始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并且绘制出上图。图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倒流。该图清楚地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新增非农就业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新增非农就业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20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者就业），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加起来，也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决定性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各种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难以理解我们身处在其中的历史潮流，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刚刚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4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3期，2022年8月21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