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明朝初期中国大迁徙的人口可能高达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许让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病毒和暴力。这两次人口大变动后来都导致人均食物产量提高和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它们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须数百年甚至更短时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大变动之前的原点，继续落入大部分人务农但依然饥饿的贫困状态。例如，移民到美洲的早期白人育龄女性，每人平均生育的孩子超过7个。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当年直白地指出：“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美洲发现的结果也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以及中国和其它各民族在最近几千年内经历的每一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
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用在食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业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正在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非农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当低于百分之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转型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过程。本书便是对这一历史过程所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当然，即使囿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本书将局限于宏观经济学角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诸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和其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给他们离开和进入的社区造成什么影响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本书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和所遵循的基本经济机制。为了探索这些条件和机制，本书将建立关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某些特殊假设，使用来自中国等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但在清楚地说明这些假设和资料以后，本书致力于超越个别国家的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直接：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提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农劳比”）指标，用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的集中程度。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一集中程度的下降，或者说农劳比下降。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依然集中在农业。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所有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因此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范畴。同时，农业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这样的现象同样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严格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少量农民脱离农业，不是农劳比的短暂降低，而是农劳比持续和显著地下降，并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定义，本书把非农化转型过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过程，把农劳比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把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指标。速度和加速度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概念。设想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比如8 000米高空降落。为了保证飞机迅速平稳地降落，飞行员必须把握好飞机在每一时间的速度和加速度。飞机应当尽快降落，以免空中危险；但飞机又必须平稳下降，因为严重颠簸会造成乘客伤亡。前者是速度问题，后者是加速度问题。农劳比下降过程与此类似。如果把非农化看成一件“好”事，把人类的非农化使命看成人类把农劳比从百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一的任务，那么，农劳比亦应当迅速平稳地下降，下降过程中的“颠簸”尤其严重颠簸也会损害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群体的福祉。亚国曾经经历过严重“颠簸”。亚国1957年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量或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一举下降到58%。按照这样的加速度，亚国再用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非农化转型任务。然而，这样的高速度不但不可持续，而且造成灾难。事实上，亚国在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速度降为负4%，农劳比本身在随后几年反弹并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且延续多年。在经济学上，如此剧烈的“颠簸”直接造成亚国当年数千万饿殍的大饥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上需要的不是高速度，而是恰当速度，后者的经济学概念便是均衡。因此，非农化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提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而后者又需要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的均衡速度和加速度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方能严格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夜话”2022年第22期，2022年11月1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