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