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