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3年第4期 2003年2月25日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