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4年第23期 2004年11月23日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2岁。我22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5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够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