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办理退休手续要填许多表，绝大多数填写都是无聊的重复，“有关部门”根据员工资料即可“机打”完成，只是一栏“主要贡献”，让我填写时很费踌躇：自己做出了“贡献”吗？自己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名教授即高级专家的义务应当是做出知识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设立“教授”这样的职位，让少数人在这个职位上从事“教授”的工作，就是希望这少数人专门地为人类做出保存知识和增加知识的工作或贡献，尤其是增加新知识的贡献。一名合格的教授应当在为人类保存现有知识的时候又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库茨涅茨说的“有用的知识”。
在增加新知识方面，我也许做了两件“边际”的贡献。第一件贡献在马克思研究领域，第二件贡献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
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服务业资本”。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仅仅讨论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服务业尤其生活服务业的增长是最近100多年来新现象。我提出的问题是《资本论》研究框架或范式能否容纳服务业，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服务业资本以及它在这个范式结构内的定义和定位。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资本论》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这里有个小故事。几年前我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报告这一研究。报告结束后有人告诉我，中国研究马克思的名人，像“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组织的主要人物都到一桥做过报告。可他们在一桥的报告全是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我是到那时为止第一个就马克思理论本身做报告的中国人。是的，要让日本人尊重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先得做好。当我们那些在国内受到“言论保护”的马克思研究者还保持在国内讲马克思、到日本讲中国现实的习惯，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和研究者是既得不到日本人也得不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尊重的。
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发展经济学虽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明确提出过均衡问题。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后，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无论就其本身数量还是就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因此，一个问题尖锐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例如每一个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多少才是“适当的”。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以及它在现代经济学尤其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或范式内的定义和定位。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尚未完成，目前只是基本成型。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基本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推进了一步。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三年来我每年到斯坦福大学做半年研究。有人问我和那里的个人关系。其实，我只是三年多前在网络上找到电子信箱并且发去我的研究想法与申请，对方复信同意我去而已。对方之所以连续邀请我是因为看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这个概念的研究前景。我之所以愿意去，除了其他原因外，部分也是因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免费办公和研究条件；反之，因为没有课题经费，我在自己工作的同济大学校园内上同济大学校园网都得自费。
除了爱情和学术外，在其他方面，我都是知足者。因此，当我退休时必须回答作为“教授”做出了什么贡献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没有天主的大爱，没有亲人之爱、朋友之情的支持，我这样一个在专制制度下被迫了解马克思、在而立之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发展经济学”的教授，是不可能做出任何与教授头衔相符的学术贡献的。感谢天主、感谢亲人、感谢朋友！同时，我希望自己退休之后在天主大爱之外依然获得亲人和朋友的爱，甚至能够再做出一些和“退休教授”头衔相应的新知识贡献。
“夜话”2013年第2期，2013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