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龙年。我有许多属龙且今年恰届六十花甲的朋友。早在今年元旦我就想为这些朋友写篇祝寿的短文。但那时想着自己会参加他们中间几个人的生日聚会，当面祝贺总比文字强，便把撰文的事情拖了下来。谁知日月如梭，一眨眼现在已经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我只好用这篇短文的方式祝贺他们每一个人六十岁生日健康、平安、快乐！
我出生的1953年是蛇年，可母亲总说我属小龙，从不提起属蛇。我到懂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属蛇，比我大一岁的人才真正属龙。我之所以有幸获得许多属龙的朋友，一是因为那时7岁是标准入学年龄，而我6岁上学，同学里属龙的居多；二是因为我十五岁去务农的那个村子里恰巧十六岁的青年居多。当然，其它机遇也让我获得好些属龙的朋友。他们在我的人生尤其青年时期打下了深刻烙印。
在我的属龙朋友中，第一位应当提到的是关磊。他和我同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初一（2）班。不过，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不足一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此同班同学也不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要在家，属于所谓的“逍遥派”。我在学校参加高年级学生组织的“造反派”。1968年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后，造反派便成了必烹之犬，连带“逍遥派”一起都得去农村插队。关磊和我插队的那个月，南京九中学生被指定去的农村是江苏省高淳县。关磊父亲工作的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就在九中斜对面，那里的学生得去江苏省句容县插队。插队前几天我和关磊偶然在九中校门处相遇，他告诉我他父亲希望他随二十六中学生到句容去，可他不认识那里的学生，所以很为难。我已经记不清他和我如何商量的，总之我们两个少年很快决定两个人一起去句容县。在句容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生产队并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近7年，还是因为他先调回南京而分开的。7年是个什么概念？据说两个朋友共同生活三天是欢乐，六天是忍耐，九天必反目成仇，因此古人有“远亲近仇”之训。可关磊和我在共同生活的7年内既没有互相算计过也没有互相争吵过。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关磊的忍让和宽容。小时候他便是父母的好孩子，还会照顾他的妹妹。我年少时则常常和哥哥姐姐妹妹争吃争喝，是最惹父母生气的孩子。然而，等我1977年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时，父母发现我变了，不但不和别人争东西，反倒会让着别人。我的变化得益于关磊的榜样。在农村，从田头劳作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比我学得快并常常教我。那时很难吃饱肚子，收工时饿的不行，两个人到家赶快烧饭。我在灶台后烧火，他在灶台前淘米洗菜烧菜。有时草潮或者柴硬难以烧燃，他还教我烧火或者自己兼灶上灶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我的笨拙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可惜的是，在他六十寿辰的今年，我无法联系上他。2007年5月他去看望我父母时我们见了面。后来由于南京拆迁和建设频繁以及对电话号码变更的某种规定，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十年前他因“国企改革”而下岗。六十岁生日给他的安慰之一是他终于能够领取退休金了。而此时我想告诉他的是在他六十岁时有人在感谢他，在为他祈祷！
如果说关磊让我感到亲切，另一位属龙的朋友章铮则让我敬重。他和我在中学里参加的是同一个造反派组织。他的特点是说话不慌不忙，对别人的问题或求助总是不厌其烦甚至过于详尽地加以回答。这也许和他父母皆出生大家且皆为知识分子有关吧。这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风火火的年头显得特别“异样”，因此学校很多人都认识他。后来他和更年长的高中同学去江苏省丹阳县插队。我们两人在学校时虽然熟悉，但关系并不密切，可我们却在各自到农村后建立起固定的通信联系。我今天无法回忆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但我们互相写的信很多，每封信都很长，内容几乎都和马列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与国内外大事有关。章铮尽管比我仅年长一岁，但知识、见解远远在我之上，所以那时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应当说，没有他的指导和循循善诱，我在农村时不可能坚持读书。所以，如果说关磊是我农村时期的生活指导者，章铮则是我那时的精神指导者。记得有一次我们读恩格斯《家庭、私有者与国家的起源》并讨论起奴隶社会，我突然发觉最早的奴隶也许是打败其他部族后获得的战俘，而非本部族内部的穷人（后来我知道这是西方学者早就提出的观点）。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短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不属于“学毛选心得”的文章。章铮读后大加表扬和鼓励，让我还得意了几天。后来他和我先后回到南京，我们的通信才结束；相应的补偿是我们常常见面。幸亏这些见面和讨论，我得以补上许多知识并参加高考。1978年他去北京大学、我去南京大学，分别时他郑重地希望我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和我约定。今年五月我参加了他的六十岁生日聚会，他还私下里向我提到这个约定，对比他仅仅小一岁的我依然还抱着希望！
不过，我的属龙朋友更多地是我乡村朋友。关磊和我1968年插队的小村子总人口不足100，和我同龄属蛇的只有一位， 比我大1岁属龙的却有七位。其中男的名字里少不了龙，如程龙林、祁学龙等，女的名字里则有凤。记得他们总以比我们大1岁而自居，并且也确实比我们两个属蛇的能干。从识别稻田里的稗子到使用锹、锨的窍门，我从他们那里直接学到的东西比从年长农民处学到的更多。那时我们年轻人一起插秧、一起挑肥、一起挖墒，一起聊天说笑，度过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却有辛劳和饥饿的漫长日子。后来关磊和我分别于1975和1977年因为“来自城市”的原因而回到城市，他们依然留在乡村，其中两位甚至离开了人间，尽管乡村没有那么多容易造成事故的电气设备和汽车。当我今天用这篇短文祝贺生存者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的感情无以名状。我只能说，我记得他们；我祈求天主眷顾他们。同时，我也记得那两位去世者当年栩栩如生的青春形象，并祈求天主在灵的国度眷顾他们。在形体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舞台的匆匆行者；但感恩仁爱之情却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舞台行为而传之绵绵，直至天国来临。
谨以此文祝贺今年六十岁的各位朋友生日快乐！。
“夜话”2012年第14期，2012 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