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是当代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日期。那个月，世界经济危机正式爆发。美国政府随后宣布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救市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接着纷纷宣布自己的救市措施，而且也都是各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救市措施。世界经济似乎稳定下来。美国宣布经济衰退在2009年6月便结束了。中国原来宣布2009年要“保八”，保证GDP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八，结果却超过了百分之九。全中国、全世界是一片乐观情绪，一场原先以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类似的危机似乎一下子就被遏制和克服了，世界经济似乎重新走上了快速增长阶段。

然而，形势比人强。三年后的今天，美国的高失业、欧洲的高债务、中国的高通胀提醒我们世界经济危机不但远远没有过去而且还在深化，以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星期提出“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为什么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不能摆脱危机？其原因就在于那些措施针对的是金融危机而非经济危机。回忆三年前的9月，美国宣布如果政府不救援而让更多几个金融机构破产的话，美国整个资金运转和支付体系便将崩溃。其时，中国的资金运转和支付体系也高度绷紧并且有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名目下，各国首先一改从紧的货币政策而超发货币以保证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资金链安全，再改货币政策目标为促进增长和就业，然而，这类救市和刺激措施不但只有短期效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恶果。由于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通胀高和银根紧的两难境地，而美国经济则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偏好陷阱”中，利率低、通胀低但增长也低。

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它更是一场经济危机。三年前我第一次就刚刚爆发的危机写文章时就认定它为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7&cid=59)，而非各国政府和大部分学者所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根源不同：前者根源于实体经济领域，后者根源于货币金融领域。两个领域虽然密切相关，但又存在重大区别。经济危机一定会造成金融危机，但反过来却不成立。金融危机依靠货币政策就可以基本解决，因此政府可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但经济危机的解决需要实体经济本身的重大调整，而政府对此鞭长莫及。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自于外汇市场投机而植根于东南亚各国金融体系的僵硬。如果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储备不是三个月而是十二个月的进口额，如果它们迅速注入货币以保持金融体系运转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像美国2008年底那样迅速行动的话，它们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危机并更快地恢复。2008年危机虽然肇于雷曼公司倒闭，但却植根于实体经济的错位。因此，尽管各国政府立即行动，大规模注入货币并且保证了金融体系的运转，但实体经济的错位依然如故，并依然顽强地通过金融体系的动荡表现出来，实体经济的恢复依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把实体经济危机当成货币金融危机的人很多。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是其一。他研究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多发货币以维持金融体系运转，那次危机就会演化成为常见的经济波动。弗里德曼的反通胀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超发所致”几乎路人皆知，但他反通货紧缩的名言却少为人知，而他认为，反通缩的办法就是用“用直升飞机向大众撒钞票”。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研究三十年代大危机的专家，但他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是发钞票来维持金融体系运转，维持超低利率。毫无疑问，这些措施是正确的，但它们仅仅能够救治金融危机，而与实体经济调整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目前欧洲中央银行所能做的也是如此。无论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欧洲央行用尽18般武艺所达到的亦是银行体系运转和超低利率。这些措施虽然对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有意义，但对这场危机的根源即实体经济错位却没有效果。

三十年代大危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而且还多少借助了当时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2008年危机真的可以和三十年代危机相比，那么，2008年危机所需要的恢复时间即使不用十年，也会远远超过三年。当然，上世纪三十年代政府虽然出手，但出手既迟，规模也不够。如果出手及时、规模够大，危机就可以抑制和消除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2008年危机爆发时，人类出手不可谓不快，救市规模不可谓不大，但那样的救市只能抑制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中的表现，而无法抑制经济危机，更谈不上消除之。经济危机不可怕，但理解、抑制和比较平稳地渡过危机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里，对政府和公众来说，承认2008年出现的是经济危机而非仅仅金融危机，有助于大家清醒头脑，增强耐心，而非烦躁不安，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几项重大措施上。

 

“夜话”2011年第17期，2011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