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