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时候常常步行从家到我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同济大学。最近几个月里，在我步行必经的四平路大连路口的东北角，竖起了一个巨幅标语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二十四个大字组成的十二个词汇：“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我多次停下来，把这十二个词汇默读一遍。这十二个词汇是我懂得独立思考后对我自己、对我的祖国—-中国、对全世界的期望，现在，它竟然并且终于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转引自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因此，我的心情总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由于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国家不一定认可我国提出的上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价值观”或“中国核心价值观”。
当然，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中至少还有一条“信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心信天主、信上帝，这个人比较容易地遵循前面十二个词汇所呈现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天主希望人类和每一个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也是因为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想到天主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作为个人就容易抵制让我们偏离上述价值观的诱惑。同时，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我们每个人，包括国家主席、亿万富翁、残疾者、乞丐，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在教堂内的座位都是相同；而想到天主，我们内心自然就涌现出文明、和谐、诚信、公正、友善的感觉，也就自然地有了民主、法治、爱国、敬业的精神，自然地努力富强起来以荣光天主。如果大家都信主信神，每个人和整个人类就可能获得拯救，人类就可能重新进入天堂，永远生活在极乐的伊甸园。所以，假如我可以建议在“中国价值观”中增加一项的话，我建议增加的是“信神”。
不过，我的价值观仅仅属于我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例如，我的信佛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有一条是“向佛”。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心向佛，自身才能脱离苦海，世间才能清净无瑕，“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的外在表现。我的崇信传统儒学的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应当有“尊儒”或“仁爱”。对他们来说，有了儒家倡导的仁爱，人心才会向善，世界才能大同，“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有了实现的希望。但是，作为全部或者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作为中国人整体和他们的政府执政的价值观，不可能包涵许多个人持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它只能是全部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关乎国家命运，人民网，2014年5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24-24975931.html）。这类似我们在18和24两个数中选择最大公约数6。如果选更大的9或者12，我们就只能满足它们中间某一个数的约分；如果选更小的3，我们又遗漏了它们共同的约数2。中国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得放弃一些自己希望加入价值观的内容，我个人亦同意在中国价值观中不加入“信神”或类似内容。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让我激动的是，由“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十二个词汇构成的中国价值观彻底放弃了以“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价值观。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分裂为“好”、“坏”两个阶级，它们的互相斗争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所以“斗争”是马克思价值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毛泽东曾经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自己晚年还强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而且，正如毛泽东强调所说，“一万年以后也有左中右”，坏人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斗争、造反永远不可能止息，而不是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名称的“新社会”就可以停止的。这样一种人斗人的观念曾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确实，如果我们想象社会分裂为好的“无产阶级”和坏的“资产阶级”，同时那些小资产阶级、那些农民又“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那么，“斗争”就成为那个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头等任务。但“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组成中国核心价值观恰恰否定了斗争，所以，用毛泽东时期的眼光看，这一价值观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其中每一个词汇都在为“坏”阶级张目。比如富强意味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民主意味着要让坏人有发言权表决权；文明意味着对坏人的宽容；而“对资产阶级的宽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和谐意味着在坏人面前丧失原则；自由意味着坏人可以大行其道；平等意味着好人坏人不分；公正，在好人坏人之间从没有公正可言，不是好人打倒坏人，就是坏人打倒好人；法治，对坏人如何能讲法治？法治只是坏人约束好人的工具；爱国意味着分裂全世界无产阶级，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敬业意味着用日常工作来冲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诚信混淆了阶级斗争；友善则用庸俗的人情代替阶级感情。因此，这十二个词汇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词汇，在报纸杂志和日常交谈中仅仅具有负面含义。
经过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中国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终于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斗争价值观，终于恢复了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曾被视为“资产阶级”专用词的词汇的原本含义，终于让它们从忌讳用词变成日常用词，我们国家也终于把这十二个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无论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心目中的“好”人“好”社会的观念总结出来并变成整个国家向全世界、向自己的每个公民、向自己的政府公开宣布的核心价值观。对我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政府下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巨大转变。毫无疑问，从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正式宣布为中国的价值观，到把它们变成中国的基本事实，我们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从毛泽东政府时期的中国“斗争哲学”走到今天的中国价值观，我们也走了很长一段路，而且比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我们走过的路也许更为艰难。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知难行易”。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对民众需求和历史大势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才在毛泽东去世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从一无所知的状况走到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知晓，这段路无论怎么回顾都是艰难的。今天，在孙先生去世九十年和毛泽东去世近四十年后，我们国家毕竟对民众追求和历史大势有了“知”，这个“知”就体现在我们国家新近宣布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因此，作为经历过中国最近六十年社会动乱、物质贫困、道德沦丧的一个中国人，我深深体会到现行的中国价值观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宣扬的东西的本质区别，深深体会到“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共同组成的现行中国价值观的来自不易。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长期坚持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中国人能够坚持把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言行的“基本遵循”。我坚定地相信，只要这样做了，假以时日，中国就能彻底挣脱民众的精神危机和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就能重新走上发扬光大之路，中国也就能彻底避免社会动乱和物质贫困的再现。
“夜话”，2015年第8期，201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