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2010年已经过去20天了。一回首，才发觉刚刚过去的不仅仅是2010年元旦，也不仅仅是2009年，而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或者说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吧。时间跑得真快。我们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年代。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70岁，在新世纪里，我们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七分之一人生。
想到刚刚过去的竟然是一个年代，我不由自主地想起100年前的二十世纪第一年代。在那个十年里，人类踏上了北极；兰德斯坦纳发现了血型，怀特发明了飞机，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爱因斯坦和韦伯发表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及以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名作。福特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芬兰开始承认妇女选举权，德国开始针对英国的军备竞赛。不过那十年也有灾难。不算旧金山大地震和西西里大海啸，仅仅义和团运动、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就夺去了几百万生命，更不用提俄国军队把几千名中国平民驱赶入黑龙江的惨剧…..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好像没有留下足以和100年前的那个年代相比的成就，但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难。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伤亡加起来也不能同日俄战争相比，苏丹的悲剧亦远远不能和中国当年的悲剧相比。当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能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就像爱因斯坦和韦伯在100年前还不如他们在今天有名一样，今天的思想家、发明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识别出来。
新世纪第一年代中发生的事情，政治上最重要的也许是恐怖主义了。这个年代的国际政治是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开始的，又以2009年圣诞节对欧美航线客机的未遂袭击结束的。在经济上，这个年代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开始又以世界金融危机结束。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指数“道指”在1999年底和2009年底都是10,000点，尽管其间它经历了高点（14,000多点，2007年10月）和低点（6,000多点，2009年3月）的剧烈波动。就社会变化而言，新世纪第一年代最明显不过的变化也许发生在个人交往和社会参与方面。全世界的博客在1999年据说只有23个，如今则要以千万计算了。十年前手机还算是身份的象征，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必需品，全世界使用的手机数量甚至超过了全世界人口数量;即使在最落后的非洲，手机也已经成为日常通讯工具了。
就我的经济学专业来说，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也许是世界人口的变化。二十世纪是人类数量增加最快的100年，而且是越来越快。1900年全世界人口大约只有16亿，1950年也只有25亿，但到了1999年竟然增加到了60亿。人类自身的增殖成了危及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口增长明显放慢。人类每增加10亿所需要的时间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创纪录的12年，但刚刚过去的十年表明人类再增加10亿所需要的时间肯定将超过12年。十年前，世界每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亿6千万的高峰，现在已经降到了1亿3千万，并将保持降低的趋势，而世界死亡人口数量却不断增加，所以世界每年净增加的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因此，在有文字的历史上，人类第一次不是由于天灾人祸而放慢了自身繁衍的速度。也许，正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年里，人类不知不觉地度过了种群最危险的时候。
记得年轻时常因饿肚子而睡不着觉，有次突然想到人若能吃饱就不用干事了：所以还是吃不饱的好。生物界的规律是一个物种若能吃饱，这物种就会无限繁殖而导致自身覆灭。我那时不知道的是人类吃饱后却不加快繁殖自己的可能性。是的，没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在可数的未来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只要制度对头，人类完全能够让自己吃饱，而任何一种外部约束又都不能阻遏人类这一灵性物自我繁衍的本性。所以，人类必须自我约束。人类自己发明的避孕药将性爱和生殖分离开来，但工业化、城市化才真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了妇女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人类类似于绝大部分哺乳动物的两性角色和繁衍模式。
因此，刚刚过去的十年又是全世界人口高速非农化的十年。非农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人口居住地的转变（从乡村到城市）和职业的转变（从农业劳动者到工业服务员劳动者）两方面。全世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在1900年时大约为2亿人，到了1950年也只有7亿多人，而到了2000年达到29亿，进入新世纪后，全世界每年新增人口几乎全部表现为城镇新增人口，如今世界城镇人口已经超过35亿，明显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全世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1900年应当占到总劳动力的70%左右，2000年依然在40%，农业就业比重在100年中大约降低30来个百分点。但仅仅在新世纪的十年中，该比重就降低7至8个百分点，降到了32%左右。更重要的是，非农化浪潮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席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100年前发生的非农化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那时候从美国南方农业区到北方工业区的硬座火车上坐满了转移地区和职业的农民。这种景象如今出现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即使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世界最穷国家也经历着不比我们中国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如此快速的全球规模非农化预示着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十九世纪初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在告别农业社会，二十世纪初扩大到一个地区，而二十一世纪初则预示着人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告别农业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兴起。在现代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快速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二百年前的英国非农化让英国建立了“日不落”的世界霸权，一百年前的美国、德国与随后俄国的非农化让它们主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今的快速非农化虽然让许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中国靠着特大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第一的制度走到了那些国家的前头。今天，中国不但在钢、煤、粮、棉产量上居于世界首位，而且在汽车、出口、外汇储备、网络使用者上也都是世界第一，甚至中国军备支出虽然还在世界第二、也已经把世界第三的俄国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2009年底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上。199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足世界总量的八分之一或美国的二分之一，十年后已经超过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超过美国。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是中国工业能力快速扩大的结果。很多人把环境恶化看作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对的最严重威胁。但很显然，只要中国不配合，任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意义，而国家主权又保证了中国可以不按照别人希望的方式去配合。就此而言，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夜话”2010年第1期，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