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均衡的夜话中，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三大宏观变量应当是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非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理论中的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然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澄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误解；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托达罗模型。这是因为，该模型是多年来国内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引用最多的理论，它对国内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误导也最严重。
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1969年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乡城劳动力转移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城市失业状况的影响。城市失业加重，转移便少；城市失业减轻，转移便多。托达罗进一步指出，旨在减少城市失业的政府措施，虽然减少了原有的失业，但由于失业减少会导致更多农民进城，因此这些措施反而会加重城市失业。所以，托达罗建议的政策是改善农村状况，让农民留在农村。
然而，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今天中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根本途径是让农民离开农村。尽管托达罗的政策建议可能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但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无效的。记得五年前中国政府发动“新农村运动”时亦有把农民留在农村的考虑，但同样徒劳无功。
不过，就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托达罗的误导在于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联系起来并切断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的直接联系。我们知道，在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内，所有与劳动有关的变量中只有失业才与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直接相关。其他劳动变量都受失业影响。比如妇女就业。西方国家许多妇女不就业。但如果失业减轻，妇女就业就多；失业加重，妇女就业就少。托达罗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便和西方学者对妇女就业的研究类似。
托达罗依托的背景是非洲小国肯尼亚，研究的对象是某个政策措施对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他曾经明确地提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一项在城市新创造500个工作位置的措施会不会反而吸引比500更多的农民进城。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即使对肯尼亚这样的小国也不具有宏观经济的意义（可惜我自己最初看到时并没有发现），因为500个新就业还太少，还不能影响肯尼亚的工资水平。如果他的问题是增加5万个城市工作位置，他的回答立即就会两样，因为凭他的经济学功底，他一定明白5万个新就业对肯尼亚城市劳动市场的巨大影响。
中国虽然比肯尼亚大得多，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上和肯尼亚类似。如果中国政府想采取措施在全国增加几万个城市就业，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托达罗的问题，托达罗的研究对我们将有很大启示。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以2008年为例，该年中国非农部门创造了将近1300万新就业。那一年，中国城市失业是800多万，城市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是300多万，因此，城市劳动力即使全部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劳动力全部就业，非农部门工资必将大幅度上涨，非农部门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1300万的劳动需求。而非农部门没有那么强的劳动需求，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所以，非农部门从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依靠城市失业的减少。它们依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2008年中国有1100多万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也就是说，中国非农部门劳动需求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2008年中国新增加城市失业50多万。显然，它和11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是两个数量级。城市失业变化完全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有中国的投资、中国的非农部门增长才能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基本面上不受城市失业影响，也不必经过失业才和中国宏观经济挂钩；相反，它直接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的数据明确地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GDP增长和CPI变化的关系比失业与后两者的关系紧密得多。所以，中国经济或者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关系，而不是和失业的关系。
但是，托达罗的理论多年来在中国广泛得如此传播，以至于每一位经济学者、每一位研究生只要一思考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会自动地想到托达罗的观点并用它来思考。我自己曾经也是如此。确实，成型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引力，能够把后人的思维吸引到它的模式内。凯恩斯在提出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时便深有体会地谈到困难不在于理解新理论，而在于抛弃旧理论。我们今天碰到的也是同样的困难。要理解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解中国经济的均衡，我们必须抛弃旧理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离开托达罗的理论；否则的话，我们的命运也将和日本、韩国一样，虽然有快速经济增长，但没有经济理论。
“夜话”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