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俄罗斯私有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段雨澜
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介绍俄罗斯私有化及几种相关观点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美国经济学家Bernard Black等人从公司治理层次对俄罗斯私有化问题的考察。Bernard Black等人全面研究了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与后果，突出了俄罗斯私有化症结所在，并指出：在俄罗斯缺乏必要的制度保证条件下，企业控制者在价值创造与内部交易两种战略中，将会倾向于选择内部交易战略。内部交易行为的泛滥给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Bernard Black等人认为要避免这种后果，必须推行分步私有化模式，并对部分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和再次私有化。
关键词：公司治理；分步私有化；制度建设
前苏联崩溃以后，俄罗斯经济一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之一，俄罗斯所进行的改革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应当说，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但是美好的愿望总是与事实相距甚为遥远。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俄罗斯私有化问题，可以开拓研究视野，更加清楚私有化过程中的得失。本文将主要介绍美国经济学家Bernard Black等人从微观与公司治理角度考察私有化问题的观点。
一、俄罗斯私有化概况
前苏联实行是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法律禁止私人拥有企业。早在前苏联末期，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开始进行。1990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所有制的多样性。1991年7月公布了《苏联共和国所有制非国有化和企业私有化立法纲要》。但是这时私有化的步伐很慢。1992年初，俄罗斯共有25万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其中属联邦所有的企业占17.5%，属各共和国所有的占27%，属边疆区和州所有的占8.4%，属地方所有的占36.2%，即按企业数目计算共计89.1%的企业归国家所有。
1992年6月俄罗斯联邦的《国家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国家纲要》是私有化的标志性文件，从此正式揭开了私有化的序幕。俄罗斯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证券私有化阶段和现金私有化阶段。证券私有化是从1992年1月至1994年6月底，以无偿私有化为主。现金私有化自1994年7月开始，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刺激生产投资。
到1994年7月1日，俄罗斯全部应私有化的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10万多家）完成了转制任务，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数量之比为57.2%和42.8%，到1995年8月，私有化企业数量开始超过国有企业的数量，二者的相应比例为50.5%和48.5%。在小企业中，这一数量比例是70%以上[1]。
另据俄罗斯《经济与生活报》1998年5月第19期公布的数字表明，截止1998年4月1日，在275.99万个经济主体中所有制结构的颁布情况大体如下：属于国家和地方所有的32.48万个，约占11.8%；属于私人所有的203.23万个，约占73.6%；混合所有的16.73万个，约占6%；其他制类型23.55万个，约占8.6%[2]。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关于俄罗斯私有化的几种观点
在俄罗斯国内，关于私有化问题有四种典型看法：
一种是坚决反对私有化，并主张在保留原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现代要求的改造。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俄罗斯左派政治家如久加诺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以及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等坚持社会主义取向的经济学家。
第二种反对大规模私有化，主张在保留国家所有制、保护国内生产者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市场改革。持这类观点的有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沙塔林、利沃夫、博戈莫洛夫、亚列缅科、什梅廖夫和著名政治家奥多罗夫、卢日科夫等人。
第三种抨击现实的改革，认为改革进行得不正确，与理论不相符合，并且选择的改革序列不对。这种观点强调首先是必须实行私有化，取消垄断，形成市场结构，然后才是财政稳定措施和经济自由化。持这类观点的有亚夫林斯基、彼得拉科夫、梅利尼科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人。
第四种观点极力主张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的经济转轨，迅速在几个月内就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持这种观点主要有盖达尔和丘拜斯等人。
俄罗斯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改革者预期的效果，相反，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在叶利钦时代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近八年来，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其下降幅度超过了1914——1917年的国内战争和1941——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30％），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韩国，仅相当于奥地利的水平，居世界第十二位。199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同期美国占世界的21％，北约国家占世界的50％[3]。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外的经济学者们也对俄罗斯私有化问题做出了不少探索，力图对此现象进行解释，从而获得必要的经验教训。
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是“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他在1995年3月4日日本《东洋经济》杂志上撰文为自己辩护说，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4]。按照他的逻辑，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整套改革措施必须在极短时间里完成，否则改革便不会成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戈德曼教授在《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原因在于“盖达尔和他的俄罗斯同事和外国顾问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所进行的涉及到制度结构”。他所说的制度结构包括了企业的私有产权制度，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等[5]。
从企业治理结构角度研究俄罗斯私有化问题的学者代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他认为，当公司由内部人控制时，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企业会保护内部人的既得利益和工作，外部人投资于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会面临高昂的代理成本。因此，青木昌彦认为，这种内部人控制型企业不会具备效率[6]。与青木昌彦相类似，美国学者R.布拉西、克罗莫娃和克鲁斯在《克里姆林宫的私有化》一书中指出，“对内部所有权的依赖是俄罗斯致命的错误”[7]。
三、Bernard Black等人关于俄罗斯私有化问题的主要观点
来自哈佛大学法学院的Bernard Black、Reinier Kraakman与来自马里兰大学的Anna Tarassvoa在其合著的论文《俄罗斯私有化与公司治理问题》中，主要讨论了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中的微观经济问题。这并不表示作者（指Bernard Black等人）忽视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之间的联系。为了集中精力考察公司治理问题，作者在文章中只讨论了与微观经济问题相关的宏观问题，例如宏观经营环境问题。
与微观经济问题相关的“休克疗法”包括一系列的内容，但作者主要考察大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他们认为大企业的私有化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内部交易行为。私有化后的企业经营者有两种方法致富：一是提升企业的价值，二是转移企业的现有价值。如果把这两种方法当作两种战略的话，也可以称为创造价值战略和内部交易战略。第一种方法不确定性很大，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又缺乏这方面的经营才能。第二种方法受到经营者们的青睐，而且这也是一条比较容易的方法。这种内部交易战略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局面，损害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俄罗斯私有化中的问题导致了俄罗斯货币贬值、政府债台高筑、贪污盛行、资本外逃数目惊人、犯罪活动猖獗、经济增长乏力等宏观方面的严重后果。
经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要提高经济效率，仅仅进行私有化还不够。完善企业的控股结构、改进企业的经营环境、建立控制内部交易的制度安排是更关键的因素。大众私有化（即前文所提到的证券私有化）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控制内部交易。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最好还是将企业仍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因此，建立、健全制度与推行分步私有化是私有化方法中的最佳途径。
（一）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Bernard Black等人首先考察了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大众私有化方式、“债转股”（loans for shares）方式、现金拍卖方式以及其他非公开拍卖方式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1. 大众私有化（1992-1994）中的问题
Bernard Black等人认为，大众私有化方式中的弊端导致了私有化后企业容易被经营者们所控制。
首先，在操作过程中，为了减少企业内部对私有化的阻力，俄罗斯政府将企业相当一部分股份低价转售给经理和工人，结果经理和工人们一般拥有私有化企业的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