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4年第9期 2004年5月13日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