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我写了一篇夜话“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指出工资上涨的原因并非政府的最低工资立法，而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我的夜话完全没有涉及我对工资上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然而，产经新闻网在转载该文的时候把标题换为“工资上涨阻碍了经济增长吗？”(http://www.cien.com.cn/html/Home/report/72846-1.htm)。这样的改换标题让我遗憾，也促使我就工资上涨是否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的观点很明确：工资上涨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本文的工资包括工资和其他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和发放给工人的费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工资阻碍经济增长的途径。如果工资水平或者增长率超过市场应有的水平，工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反之则不会。工资是否超过市场水平的标准是劳动是否供大于求。如果劳动供大于求，工资便超过市场水平。工资超过市场水平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是政府规定的工资过高，二是普通劳动者通过工会和罢工方式强迫资方或企业把工资提高到市场水平。我在“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中已经说明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把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到市场水平以上（公务员等行业的工资标准可能过高）。中国工会受命于政府，不会发起有组织的罢工来提高工资。当然，像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十几起普通工人自杀事件也许是该公司提高工资的一个“契机”，可这十几起连续自杀事件对中国整个工资水平的影响显然无足轻重。同时，如果一部分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那么，现有工资显然必须提高，而且还很难说会因为这些自杀事件而提高到了市场水平之上。最后，中国近几年没有出现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现象。反之，中国经济出现的是劳动市场过热、劳动力供不应求，所以即使从实证上也很难认为工资上涨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不过，在工资上涨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明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而后者首先必须体现为工资（排除了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工资）上涨。民众靠劳动生活。如果他们的劳动收入即工资不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提高；经济增长目的便没有实现。所以，工资上涨是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环节。缺少它，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便失去关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工资是否和GDP一起增长并以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增长，是检验经济增长是否符合其目的的主要标准，而且是一个易于观察、很少混乱的标准。就此而言，工资上涨不但不和经济增长相对立，反倒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试想在一个不是奴隶制度的社会里，如果民众没有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愿望和幻想，经济增长如何可能？而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就看普通劳动者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
当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和工资上涨都具有时快时慢的特点，而且在短期内工资上涨快的阶段往往会跟着经济增长慢的阶段。有些学者因此认为工资上涨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个观点的错误依然在于颠倒了经济增长的目的。虽然工资上涨快的阶段之后是经济增长慢的阶段，但之前却是经济增长快、但工资上涨慢的阶段；随后出现的工资上涨快只是对前一阶段的修正。而紧接着经济增长慢阶段的是工资上涨慢的阶段。因此，经济增长和工资上涨两者时间上不同步。这样的不同步是市场经济实现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目的的一种方式。试问，如果缺少工资上涨快的阶段，快速经济增长又如何实现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目的？经济增长快还有什么意义呢？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工资上涨快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慢“不好”，我们也需要探究工资上涨快的原因。排除工资上涨快是政府或者资方发善心或是工会罢工威胁的结果，工资上涨快只能是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状况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得分析导致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因素。假设短期内劳动供给稳定，那么，周期性的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直接原因是企业的劳动需求“过大”，而这又源于企业前一阶段的投资“过大”，资本增加“过快”。为什么企业会“过大”投资呢？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发现投资盈利率“过高”，值得大大投资。企业为什么会发现投资盈利率“过高”呢？因为它们那时处在工资上涨慢的阶段，它们预计工资会永远如此慢地上涨，所以它们过大地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于是经济增长快了。但大量投资与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来配合。劳动力就那么多，劳动市场自然供不应求并且发展到严重供不应求，工资自然上涨快。这样，企业原先预计的盈利率成了泡影，部分投资甚至失败，企业对经济悲观，经济增长便慢了下来。所以，经济增长放慢之前出现的工资上涨快现象只是投资过大、资本增加过快的结果。没有过大的投资，工资又何以能够“过快”上涨呢？所以，如果说短期内工资上涨快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投资过大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投资不过大，工资上涨虽然不会快，但首先经济增长就不会快，因此也就谈不上所谓“放慢”的问题。说到底，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快和经济增长慢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硬币不可能只有一面。因此，希望经济增长快的学者必须有坦然接受经济增长慢的心理。否则的话，我们就需要超人来实行计划经济，让经济不快不慢地增长、工资不快不慢地上涨（假设这超人还把经济增长作为造福子民的手段）。类似的计划经济我们中国在1952到1978年间试过。可惜那时经济增长照样时快时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并饿死几千万人的现象；而无论经济有时增长多快，工资可维持不变，民众生活甚至次于1952年的水平，以至于毛政权被推翻后，中国还出现了一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大讨论。我曾经以为这场讨论是“一切为了毛主席”的荒诞时期结束时的特殊现象，现在看来，也许我们需要不断地讨论“生产即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夜话” 2012年第15期，2012 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