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五月四日。五四运动89周年。今天也是北大校庆日，110周年。
我在北大散步一圈。与十年前相比，自己住过的29楼，窗户多了铁栅栏；图书馆前“创造性地”设立了一块临时留言板，留言变得次序井然了；而未名湖现在则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大散步，就会想到五四；校庆日在北大散步，五四更是“触手可及”。五四运动提倡的是“民主、科学”，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九十年前的气氛也许和今天差不多，年轻人有一种受到外国欺负的感觉，政府给国人一种在外国面前懦弱的感觉。九十年前，北大学生站起来了；今天，据说合肥的大学生站出来了。但是，也就是据说……
九十年前，北大学生在帝国主义欺负下站起来了。五四运动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中国的主权的运动。五四运动即使反封建，也是次要的。民族是重要的，国家是重要的。五四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展示了中国人对国家平等地位的诉求。
民族的重要，在于民众的组织、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无论用武力还是用选票，在一个很大却又不太大的民族中建立一种共识与秩序，总比在所有人中建立共识与秩序容易得多。而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直到民族主义对于建立和维持这样的共识与秩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欧美国家在19世纪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以后，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就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民族革命就成了二十世纪的主要潮流。全世界180个民族国家，一大半是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内，尽管全世界还面对着库尔德人问题、非洲民族争端问题，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西藏问题、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的问题在全世界已经基本解决，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成为本民族的问题。就拿最近三十年来说，韩国的增长与菲律宾的停滞、印度的变革和伊朗的复旧，主要原因显然只能在国内寻找；可在五十年或者八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没有独立、这些民族还不能自决。我们中国也是如此。1942年的河南省饥荒，日本侵略无疑是基本原因之一。但无论像1960年饥荒、1966年动乱一类的灾难，还是像1978年改革与1989年民主诉求这样的进展，基本原因都只能在我们民族内部寻找了。
在看到民族主义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又必须认清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危险的双刃剑。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它极其容易被谋求封建专制的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总是国人感觉受欺负、感觉政府在外国欺负面前太过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国人不再依靠政府，而是自发地挺身而出，抗议外国人的欺负。1919年的北大学生如此，2008年的合肥学生也如此。他们在抗议外国人的同时，也在抗议本国政府的懦弱，在呼唤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正是对强大政府的呼唤，正是这样的民族情绪，为封建专制提供了必不可少而又强大无比的心理基础。1919年如此，2008年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就中国在五四运动后的历史来说，尽管五四运动本身是民主的，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五四运动在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的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因为五四运动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情绪，使国人愿意为了政府的强大而放弃自己的民主诉求，使国人为了民族的强大而漠视普世的价值，而这样的意愿是封建主义的。我曾经在纪念陈岱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像陈先生那样发动五四与深受五四影响的两、三代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自己对民主自由的呼吁，转而拥护帝王一言九鼎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他们在帝王那里看到了民族的强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走向了封建主义。他们在弱政府下争取民主，在强政府下俯首听命（请原谅我用这样的不敬之词）。二十岁开始争取自由民主的刘文典，在蒋介石面前何等地刚强独立，但1949年后，他的大学独立精神又到了何处？去年参观扬州何园时，看到介绍何世桢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总统不能终身制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字，我不禁自问，在不准人提出这样提案的1949年后，何世桢反对过独裁统治吗？今天，走在北大，我问自己，北大比起五四运动时是更封建了还是更民主了？今天，在面对站出来的合肥学生时，在面对有一次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政府软弱感觉，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一个正在远离帝王专制的中国，一个多少能让合肥学生走到街头的中国，如何向前发展，发展到五四时代北大学生就享有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中华民族每个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强政府，发展到我们民族的强大，而不是倒退，倒退到没有帝王圣旨学生就绝对不能走到街头的强政府，倒退到亿万中国人包括刚刚在“弱政府”下争取自由的（部分）合肥大学生都匍匐在地高呼万岁的“强政府”，倒退到我们民族表面强大但连饭都吃不饱、话都讲不全的那种虚弱的帝王时代。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