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个词，还是在初中一年级。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泽东拿出他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鼓动年轻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和除他与林彪以外的官员。那时候毛泽东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在我年少的心灵里，“温良恭俭让”早已做为一个贬义词深深地刻下了印记。从那时以来的几十年中，尽管我脑海中多次浮现过“温良恭俭让”这个词，但都下意识地不去深究，因为少时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
今天，我决定在清理自己心灵的时候认真思索一下“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是古人用来形容孔子和后来学者行为举止的一个词，纯属褒义词。它出于《论语》，孔子的学生子贡用“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并认为孔子因此而受到当时周朝各个邦国的欢迎。在众多的“温良恭俭让”注解中，我倾向于朱熹的解释：“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朱熹解释最大的特点是不把“良”做“善良”而做“易直”解。我对古文字学一无所知，亦不敢评价众多解释的高下。只是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偏向于朱熹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孔子出现在各国时温文尔雅却又刚正不阿，谦恭有礼而无繁文缛节，因此备受各国欢迎。我之所以不采“善良”解，是因为善良与否非人的表象、举止、言谈所可显，亦非一时一事所可证，更难以为各国君王与各色人等共同认可，所以孔子应当不会以善良自恃、子贡不会用善良说明老师之受欢迎。相反，温文尔雅而又刚正不阿，既有学者温和儒雅之风度又有学者“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正直，所以各国君王才会以国事商讨于孔子；如果孔子虽温和善良但不敢直言，各国君王自不必如此尊重他。因此，按照朱熹说法，“温良恭俭让”更多地表现一个学者尤其孔子的外在形象：谈吐举止之文雅、抗争守节之坚贞、为人处世之谦和，所以朱熹提出对温良恭俭让“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
我不知道1920和1960年代的词典对“温良恭俭让”的解释。我猜想后来这个词在民间仅仅用来形容读书人外在的文雅举止和谦和态度。如今的解释是这个词形容人态度温和但缺乏斗争性，和古时那种“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的“温良恭俭让”含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如今的解释大概也是毛泽东早先鼓动农民后来鼓动学生造反时用这个词所理解的意思吧：造反去，不要温良恭俭让，不要那些文人学者的文质彬彬、谦恭有礼，而要暴动、暴烈的行动。暴力革命、有力气就有理、有枪就是王这样的理念和温良恭俭让的外在形象当然不相容。本来在我刚入初中时分，读书人、教师在社会上还得到很多尊重。现在60岁左右的我这一代人既不知道1949年的学者风貌，更难体会他们在1949年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灵魂的煎熬，但至少到1966年，学者们、教师们即使灵魂已失，可还保持着温良恭俭让的文雅举止和谦和态度。他们过去写的“改造思想报告”，因为只交给组织而不公开，所以写的如何屈辱都无碍他们继续在外人面前保持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而他们的较高收入水平又有助于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文化大革命”一起，他们的人身受到摧残，他们的收入被削减甚至剥夺：他们的外人面前丢尽面子，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我这样一代人和我们的后代，受到暴力革命和为革命不择手段的教育，受到农村艰苦求生的教化，受到整个社会流氓文化的熏陶，从小就不再有谦恭有礼的家训和温文尔雅的意识，成人后也就没有温良恭俭让的追求，更谈不上行为举止的文明习惯。
其实，温良恭俭让和斗争性完全是两回事。一个人即使斗争性很强，他也应当用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去斗争。如果斗争是暴力，是肢体争斗，那每个人的斗争性都不应当强。但社会之内、个人之间的纷争几乎不需要用暴力方式解决，因此，暴力色彩的“斗争性强”本身不过是流氓政治在毛泽东时期的美化语而已。今天的中国正在向一个正常社会过渡，民主、法治、协议、宽容、共和是中国的方向，流氓政治、暴力行径是国民素质提高过程中逐步减少的现象，一个人尤其一个学者应当“易直”，刚直不阿，但他刚直不阿和他的温良恭俭让完全不矛盾。他的理念，他的目标应当通过他的理性强度、文雅风度、谦恭态度而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低级趣味的哗众取宠和机会主义的趋炎附势来实现。学者是国民的一员，国民素质高低和学者素质高低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高素质的学者，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国民。而学者的高素质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成就上，表现在他的教学内容上（如果他同时是教师的话），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为人之道、行为举止上。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一般体力劳动者由于条件限制难以做到温良恭俭让，学者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才能带动国民素质的提高。
我跻身于学者之列，当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