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11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转型国家私有化的再思考
丁晓钦（027003）
|
|
目 录
1. 导论 ……………………………………………………………………………………………1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2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2
2.3 数据及实证方法………………………………………………………………………………4
2.4 “所有权变更”能提高经济绩效吗？………………………………………………………5
2.5 深度私有化的配套改革………………………………………………………………………6
2.6 政策推论………………………………………………………………………………………9
3. 参考文献 ………………………………………………………………………………………9
表1 根据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对转型国家进行分类 …………………………………………4
表2 COT (OBCA)的增加使GDP中经济绩效提高或降低的OBCA (COT)值………………………8
表3 置信度为95％时OBCA水平可以保证COT的增加能提高经济绩效的年度………………8
1. 导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东欧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有得有失，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得失？原“华盛顿共识”认为私有化即所有权的变更，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化、绝对化。
Zinnes，Eilat 和Sachs 在2001年递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工作文本The Gains from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Change of Ownership” Enough?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绩效的提高来自于“深度私有化”，即在主要的制度以及与“代理”有关问题的改革超过一定水平时而进行的私有化。而且，他们还发现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的经济绩效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试图解释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过去十年中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得与失，并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范式。[1]
他们首先对范式的各种争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私有化问题在其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原“华盛顿共识”将所有权的变更等同于私有化，将所有权变更视为政策的需要。然而，通过对私有化文献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因素，它们包括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预算约束的硬化、市场竞争、公司目标的非政策化，以及支持这些因素的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他们通过对24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来考查：是否仅仅通过所有权的变更就可以提高经济绩效？抑或还有上述其它因素的作用？
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二是转型的周期。他们沿用了他们在2000年合作的Pattern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1990–1998 一文中使用的指标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来解决所有权变更的程度、代理问题、其它改革的进程及衡量经济绩效的可选方法等一系列问题。[2]
接着，他们用经济计量方法对文章的中心论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表明仅有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不足以提高经济绩效，这一结论用包括GDP的复苏、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在内的方法来衡量都是成立了。接着，他们又采用了OBCA指标来解释谨慎管制、公司治理、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管理层目标等方面改革的问题。他们发现，当该指标本身促成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时，私有化真正得益于所有权变更和OBCA二者改革的结合。正如Pistor（1999）所强调的，只有当保护所有权的法律规章制度已经建立并付诸实施，所有者才能行使所有权赋予的特权来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增加公司的盈利。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才有可能提高。[3]
对此结论他们作了以下的量化处理：OBCA的水平越高，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具体来说，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积极作用也就越大；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负面影响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负面影响也就越小。由此可以推论，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如要对经济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的话，OBCA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如果OBCA的配套改革不力，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则会对经济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带来经济全面恶化的原因，即如果没有一套制度来保证所有者行使其权利，那么所有权变更带来的仅仅是以私人部门代替政府对管理层进行控制，而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并没有加强。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了OBCA没有达到这一门槛水平的国家以及年份。这一结论还告诉我们，同一政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私有化的政策也必须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配套改革的水平而定。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
在历史上的经济萧条时期，政策制订者很少是根据一套原则在某一领域采取一些重要的、通常是激进的行动。情况往往是当这些混乱的、毫无规律可循的事情发生后很久，这些原则的确切性质和根本假设才日渐明朗，二十世纪的许多事件如列宁的“新经济计划”、“罗斯福新政”及马歇尔的欧洲计划都是如此。
可以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十年，转型国家也是以这样一套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称之为“范式”，这个范式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描述和分析很多，其核心原则可概括如下：迅速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迅速自由化、持续的财政政策、对外贸和外资的经济开放。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该范式中的一系列潜在的假设：首先，转型的关键是将经济部门的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而且越快越好，私人一旦拥有企业，虽然会有利己主义的行为，但同时会产生自我增强的有效的力量来要求建立私有产权所需要的一切制度，从而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固定下来；此外，新的股东阶层会使公司治理的结构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督。
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结构调整以及后来的系统转型(Åslund $ 1994[4]; Kornai $ 1994[5]; Sachs $ 1996[6])一直困扰着人们，而这些原则使人们对此问题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越演越烈。十年过去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也越来越多，而Clifford Zinnes，Yair Eilat 和Jeffrey Sachs 在他们文章中提出：私有化是否能提高经济绩效？私有化提高经济绩效的先决条件又是什么？而贯串这些问题的主线是：需要建立哪些相关的制度才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Pistor $ 2001) [7]。这些制度主要是有关股东权利保护、银行业务健全、债权人保护、破产委员会、资本市场监管以及商业法规执行的种种制度。他们着重研究哪些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相关制度的作用，并认为政策制订者应实行“深度私有化”，即在所有权变更的同时加强相关制度的建立。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