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9月23号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2003年9月23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茹。王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她在本次研讨会上报告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
首先，王教授讨论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时间界定。她认为近代经济应当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终点。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经济起初没有受到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以工厂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具有重要性，中国经济才开始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特征。王教授将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分为如下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887年－1914年。这一周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和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洋务运动本身也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善，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快，衰落也快，因此经济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便放缓下来。
第二个周期：1914年－1936年。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内私人资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又称为私人资本阶段。1914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呈绝对下降趋势，但已经有了初步积累的中国私人资本出现了投资高潮。北洋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各种协调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基本相似。这些法律的颁布又刺激了新的投资。当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这主要是由军阀混战造成的。这一个周期的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周期：1936年至1949年。由于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教授指出，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中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的增长，管理方法的改进、政府的政策促进（激励革新、资助参加世界展览会等）、中国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
王教授在周期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两个测度指标：人口和国民收入。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增长速度是快的。当时中国人口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虽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没有出现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发展之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王教授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测度指标国民收入。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对国民收入的统计，现在所能利用的数据仅仅是对若干年份的估计数，无法形成时间序列。但近代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物价统计与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时，王教授主要采用的是物价指数，同时辅之以海关统计，以及若干学者关于国民收入的不同估计。王教授并指出在测度指标的选取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必须慎重。
与会者对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稳定就有经济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仅仅社会稳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至于社会形态，对中国在近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否封建社会，学术界争论很大。
2．对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是否可以根据研究在经济发展低谷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
王教授指出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行为是很重要的。王教授通过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被迫进行的，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主动实施的。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3．当时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对于剩余的劳动力是如何吸纳的？政府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的出现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国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也没有劳动力市场，招工基本上采用包工制。虽然城市化会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沉积在农村，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若无外力的推动，近代中国是否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
王教授表示不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5．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经济史是按照政治运动来分期，而王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波动来划分。那么政治体制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比如说财政制度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周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教授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发展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6．近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近代经济的增长就是农业的增长？
王教授说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指的不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农业的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近代经济周期研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指标？
王教授说她主要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人口。但是国民收入没有连续的统计，所以实际上采用的是物价指数。王教授在研讨会上发放了9个物价和进出口统计曲线图，9个图对应9个指标，它们是分别计算的和绘制，没有采取加权的方法，但是9个图表现出来的周期却基本趋同的，这说明尽管没有使用国民收入指标来确定周期变动的年份，但周期波动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年代是有一定可信程度的。
8．价格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收入?
王教授表示价格指数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而且物价指数受世界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很大的。
9．根据王教授的图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周期，但作者是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阶段的低点会不会比第一阶段高点的数值还要大？
王教授说这个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教授将1936年到1949年作为第三个周期，由于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将它做为一个周期可能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王教授的周期研究即使有资料基础，但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对导致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动力还缺乏具体的说明。同时，如何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应当考虑的。另一方面，按照王教授的区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很不规则，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在1949年之前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形成周期的状态。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