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收集整理了他近两年写作的有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文章并编成这本书。他请我作序，理由是我熟悉“三农”问题。对这个理由我不敢认同，因为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农业经济学；住在城市也久不下乡了，所以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有了隔膜。但另一方面，即使谈不上熟悉，我仍然很关心农民、农村和农业。因此，我愿意为比我更熟悉也可能更关心“三农”问题的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东勃为这本书取的书名《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很有特点。东勃的专业是经济哲学，他本人对大历史很有兴趣。“现代化中途”一说便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反映。一方面，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在总体上已经走出了前现代化并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走了一段路，另一方面，它们又还没有走完现代化的路程。同时，中国各个地区走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正如东勃指出的那样，“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和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 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方括号内容为我所加）。这样一个“现代化中途”的复杂现状，既给我们观察、思索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又给我们建立理论、提出政策、实施方案造成了巨大的机遇。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到中国农村走一趟，都会同时感受到困难和机遇。东勃现在刚刚20多岁，比我整整年轻30岁。如果说我这样的年长者到农村看到的更多是困难，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必然感到机遇，感到自己大有用武之地。正是因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还有那么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只有农民、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了，中国才可能现代化，年轻人才有了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上建功立业的机会。我认为，东勃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他的思考，表现了年轻一辈在中国“三农”问题面前的勇气和信心。
如果我在三十年前的1979年写这篇短文，我一定会接着上一句“自动地”加上“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三农’问题一定能彻底解决”之类的话语。但今天，我明白仅仅勇气和信心还不够。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还需要理性，需要宽容，需要抵制任何极端的或“绝对正确”的口号。我很高兴地看到，比我年轻30岁的东勃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不但在本书前言内反对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提出对各种观点都“需要作同情之理解”，而且在全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关于小农经济性质的探讨，还是中国现行粮食储备制度的改革，抑或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讨论，甚至对“丁磊养猪”一类的小事，东勃都抱着既明确自己的看法，又同情别人的想法，并愿意平心静气讨论的态度。正如东勃在本书讨论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当年在有勇气、有信心的同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宽容，大饥荒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今天，我们曾经亲历大饥荒的人理解了这一点。但中国要在未来完全避免大饥荒的悲剧重演，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便更需要理解这一点。从本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年轻一代在“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表现出的理性与宽容。
我是相信人类普世价值的，所以在做“同情之理解”时，我愿意同情地理解所有事情、所有观点、所有人。其实，只有当我们做“同情之理解”时，我们才能够揭示那些事情、那些观点、那些人的合理性，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和延续，也才能够明白何以避免错误事情的重复。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无疑有国际的因素，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亦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就此而言，我希望东勃与其他年轻人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时，也能够对相关的国际因素、国际经验有更具历史性的“同情之理解”，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制度逻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开始和世界农业状况联系起来。东勃在本书讨论2007年中国粮价上涨时多次表明，2007年发生在中国的粮价上涨和国际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有关。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东勃指出的中国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紧密关联，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粮食和农业史上是一个新现象。他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多方面地讨论了它对中国粮食供给、粮价、粮食储备、跨地区粮食调运的影响。不过，东勃对这一现象的国际方面着笔不多。这里，我想就国际粮食市场尤其发达国家农业问题补充几句，以求教于东勃和本书的读者：
1. 我们常说的发达国家农场主，英文是“farmers”。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农业工作者，或者就是没有褒义和贬义的农民，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farmers被翻译成农场主，我想是因为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农场主”更容易被归纳到阶级斗争的框架中，而农场主自然属于资产阶级了。所以和农场主有关的中文语句几乎都是贬义的。现在我们离开阶级斗争框架，这样的误解是应当结束了。和东勃一样，我也希望中国农民早日脱离户口制度束缚，成为自由公民。那时，他们在英文文献中就不应当是peasants $ 而应当成为farmers，即作为公民一部分的农民了。
2. 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都强调低价粮食。如果说这些国家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国策的话，那就是“粮食低价、能源低价”。几乎每个中国人到了发达国家，都发现那些国家吃得很便宜。即使在用粮食造汽油的今天，发达国家依然保持着低价粮食政策。粮价上涨对它们也不一定是好事。例如2007年，美国粮价随国际粮价上涨后，美国政府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也得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粮价补贴，发放“粮食券”。
3．发达国家的粮食市场是开放的，可以说他们的粮食市场就是国际粮食市场。至于有时候国际市场粮价超过中国国内市场粮价，那有很多原因，很难直接用发达国家的“粮食高价政策”解释，就像有时候国际粮价低也很难用发达国家的粮食低价政策解释一样。东勃在本书中曾提到一个例子，中国南方几个省在1994年以前大量进口粮食。1994年中国大幅调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按人民币计价的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一变而高于国内市场，南方各省于是转而到国内的东北、华北地区采购粮食。由此可见国内国际两个粮食市场的联系是很复杂的。
4. 发达国家在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中途”，以及在今天，都面临着保持粮食价格低和保证农民收入不低的矛盾。它们缓和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之一是政府对农业的高投资和对农民的高补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粮食价格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收入不低（当然仍然低于其他部门工人的收入，只是低的差距不是那么大而已）。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补贴农民，可我们很少知道那里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埋怨农业投资过度。“农业投资过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但在发达国家，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它们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是说还在“现代化中途”，便已经“农业投资过度”了；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便走出了“粮食供给不足”的阴影。
我的这些了解和理解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对发达国家“三农”状况了解不多，而“同情之理解”不一定就能够得出正确的理解。不过，“滞留在现代化中途”的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值得我们关心，“滞留”状态更值得我们去改变。当然，我不认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目前处在“滞留”中。但即使它们目前没“滞留”，它们在最近的未来依然存在着滞留的严重危险。为避免这一危险，为中国彻底摆脱“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中国需要对“三农”问题的更多理性思考和扎实研究。东勃这本书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同时，本书用通俗语言生动解说和讨论了中国“三农”问题和有关理论。这种解说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靠的不是书斋内的研究，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靠的是大众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想到这一点，我非常乐意为曹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原作于
“夜话”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