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岭南学院争论的一点看法
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的朱富强先生写了多篇网文（见http://zhufqblog.blog.163.com），对岭南学院徐信忠院长新建立的学术刊物分级体系提出批评。徐先生与我从无交集。朱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读过书，我当时在那里任教，因此和朱先生多少有点师生之交。朱先生毕业后赴岭南任教，著述勤奋，对我亦有所关注，我对朱先生也多有好感。当年上海财大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曾说过报考政治经济学范围各专业研究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我听说后还认为朱先生—-当时好像刚刚毕业—-是个例外。
不过，即使如此，我读了朱先生对徐先生的几篇批评文章后，还是觉得朱先生应当更多地躬身自问。朱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专列一“近期心愿”栏目，其心愿为“青年经济学子在对待学术上能躬身反思、不媚流行，国之幸也！吾之所为亦值矣！”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依然是青年经济学子，没想到朱先生已经把自己排除出青年学子了。不过，像我这样的退休之人亦常躬身自问并从中获益甚多，朱先生作为我的学生辈，多点躬身自问应当只有益处。
朱先生的批评重点，似乎是徐先生新建立的分级体系否定了正式发表在许多媒体上的文章属于“公认的学术”。我只是从朱先生的批评文章中知道徐先生新体系的一枝半叶。不过，即使真如朱先生所述，朱先生的批评欠妥地方亦很多。首先，一篇文章是否属于“公认的学术”，与其是否在有刊号的媒体上“正式”发表及发表的媒体无关。如今以“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形式挂在网络上发表的学术文章比比皆是。我本人便用这种形式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参见www.hujingbei.net）。所以，朱先生完全不必用列举法说明某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应当或不应当算学术。
其次，如朱先生所知，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并不清晰，加上中国采取按文章学术水平计酬的分配制度，在中国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考虑可分配的总资金有限这个因素，人们就先排除那些没有在正式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然后把正式媒体分成三六九等以确定正式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最后“按质按量”分钱，或者如朱先生所说“瓜分学院财产”。一位重视学术的人如朱先生，应当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计酬方式。然而，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朱先生并不反对这一计酬方式。朱先生反对的是徐先生所分的媒体等级，理由是它和朱先生心目中的等级差距过大。就此而言，朱先生批评的是瓜分财产的某种方式，而非瓜分本身。因此，朱先生对徐先生的批评并不具有道德优势。
当然，假如把目前的瓜分或计酬方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坏”方式，我们应当做的是让它坏的程度低一点。因此，不同的媒体等级划分还是可以体现出坏的程度差别的。不过，在我看来，朱先生心目中的媒体分级可能比徐先生的更坏，更不符合朱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由于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模糊，追求学术者如朱先生，在不得不用文章发表的媒体来评定文章学术性高低并划分媒体等级时，应当比朱先生所说的“追求功利”的徐先生更加强烈地要求把本来就是非学术性的媒体排除出分级范围，更加强烈地要求排除学术层次不高的学术性媒体或者要求把它们排在很低的等级上。但让我遗憾的是，例如，朱先生竟提出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类报纸列入分级的媒体内甚至给予很高的等级。朱先生的理由是“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往往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才可以发表，因而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将它们定为权威刊物。” （http://zhuf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862921720144135401844/）。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如毛泽东本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如《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等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的文章，作者本人和报纸以及公众也没有把它们视为学术文章。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常常也不是学术文章。学术造诣高的人在非学术性媒体上发表非学术性的科普、议论、时政甚至献媚文章是常见之事。当然，所有非学术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可能偶尔发表一些学术性文章。但对朱先生这样追求学术的人来讲，如果要以发表的媒体来决定文章是否属于学术类型，首先该排除的媒体便是非学术性媒体。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把非学术性媒体列入他的媒体分级中。仅仅从朱先生的批评看，好像徐先生没有那样做。仅就这点而言，徐先生分级坏得程度便低于朱先生的分级。
朱先生希望青年学子不媚流行，我非常赞成。不过，朱先生同时应当希望他们不媚强行。朱先生写过文章赞赏哈佛学生走出曼昆（Mankiw）的经济学课即罢课。朱先生也许不大清楚的是，那些学生的罢课不会影响他们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或别的党的党籍（如果他们是党员的话），不影响他们毕业（如果他们其它方面合格的话）和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强行”的问题。但在中国，朱先生和所有追求学术的人包括学生都遇到“强行”问题。如果不是“强行”，中国学生早就走出许多人开的“政治经济学”课了；如果不是“强行”，朱先生认为应当（以及徐先生已经）列入学术媒体分级范围的许多杂志早就关门大吉了；如果不是“强行”，学术本身的界定将清楚得多，朱先生和徐先生的争论亦无从发生。
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学子，流行和强行都不可媚。可就学术发展而言，流行不会阻碍学术，阻碍学术的只会是强行，因为流行施加给独立思考者的仅仅是软约束。但“强行”则是硬约束，直接用不许、不准卡死他们的笔、限制他们的追求。思考需要孤独，所以追求学术者本来就会远离流行。但思考需要空间，所以追求学术者无法逃离强行。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由于宁可忍受贫困，流行没能阻止马克思在英国写出《资本论》。但他如果留在自己的祖国，强行完全可能消除他创作《资本论》的可能性。流行没有阻碍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也没能阻止爱因斯坦探索时空关系。同样，在如今的中国，流行阻碍学术的原因只是攻读博士或在大学任教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把学术当真；即使回到“前三十年”（1949-1979年），没有流行，这些人也不会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真正阻碍中国学术的是施加在那些把学术当真的人身上的“强行”。如果没有强行，如果像150前英国那样自由出版、自由创刊、自由说出和交流思想，中国学术才有希望，中国学术的评价体系也才会真正改变，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把学术当真的学者也会有了探讨学术的广阔空间。
“双周夜话”，2014年第3期，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