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我多次想到为刘易斯（W. Arthur Lewis）写一篇夜话。现在，2015年第一个月即将结束，我必须完成这个属于上一年的心愿。同时，2015年第一个月又逢刘易斯诞生100周年，我也应当写点文字纪念之。
刘易斯的名字对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绝不陌生。在2009年中国政府四万亿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的次数甚至超过凯恩斯（John M. Keynes）。刘易斯的名声来自于他在1954年即六十年前提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在1954年的那篇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论文中，刘易斯指出贫困国家的传统部门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过程中，工资水平不需要提高。他把这样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由于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缺少的主要资源是资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不会提高工资，所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国家的总产出和总利润都会快速增加；而总利润又会再积累为资本并用来扩大现代部门，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转移，总产出、总利润和总资本并进一步增加。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贫困国家将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最终消除剩余劳动力。
我们也可以把刘易斯理论通俗地表述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按照城市工业部门现有的工资水平付给他们工资，他们就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所以，工业部门只要有资本就能雇佣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而工资不必提高意味着工业扩张增加的将是利润。工业部门把利润再投资为资本，就能利用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张，经济就将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过程一直会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工资水平开始提高为止。
刘易斯因为上述理论而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理论发表60周年之所以值得纪念，不是因为它的获奖，而是因为它给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增长之路。确实，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确实，只要有资本，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增长。过去的欧美国家、战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的中国和印度都证明了这一点，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证明这一点。刘易斯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世界第一，中国迫切需要把他们转移出来，而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依靠的即是这些劳动力的转移和高居不下的投资率，以及大量引进的外资。
不过，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站在刘易斯这位巨人和许许多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肩膀上应当看得更远。在自有人类以来的大历史中，人类经历了两个缓慢发展的社会阶段和两次快速变化的转型时期。两个社会阶段分别是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两次转型分别是农业化和非农化。尽管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非农化转型，但就全世界来说，人类目前还处于非农化转型中，全世界还有大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需要转出农业。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总体上供过于求，而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五。以此为标准，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要降低到百分之五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说全人类目前尚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中应当是有一定理由的。
如果我们从非农化的大历史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刘易斯理论仅仅讨论了非农化的一种特殊情形即消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形。由于非农化要求把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所以，非农化不仅仅要求消除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在剩余劳动力消除之后依然要求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就此而言，对整个非农化转型时期的观察和研究显然要求超越刘易斯理论。
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第二个必要性需要详细一些的说明。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中国农业是否还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依然争论不休；但是，在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异议。这个例子表明农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差距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恰恰在刘易斯理论中，它们是用不同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刘易斯认为只有在农业和非农劳动的生产率达到相同高度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反过来，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赶上了非农生产率水平。中国以及其他所有经历过“剩余劳动力是否继续存在”争论的国家的历史毫无例外地证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非农业生产率差距不可能同时消失。刘易斯在六十年前就指出那时的发达国家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可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在中国和其他可能消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内，农业非农生产率差距更为显著。因此，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以后，中国和全世界依然面对着在生产率差距前提下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现实问题。就此而言，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理论。
当然，站在刘易斯肩膀上的我们如果不能在非农化问题研究中超越刘易斯，那么，无论我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取得多少个奖项，我们在理论研究上都将一事无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中国的非农化转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转型，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更有义务也更有可能在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经济学发展中做出贡献。这也是我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时的一个特殊期望。
（附言：我在2014年用英语写过一篇纪念刘易斯理论60周年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请参阅本网站的“工作文稿—2014年度”栏目下的该文或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站http://scid.stanford.edu/publicationsprofile/2801下的该文）
“夜话”，2015年第4期，2015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