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经济为背景提出或者阐述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本来是常见现象。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以自己熟悉的国家为背景来写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要在自己的著作上添加特定经济体的定语，比如“美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的。就像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明确指出自己是根据英国情形写作的，但他不把书名定为比如《英国资本论》，也没有人见怪，因为那是学界习以为常的做法。不过，到了中国就出了问题。马克思经济学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英国、德国的主流经济学倒成了“西方经济学”。于是，许多人想建立“中国经济学”来对抗“西方经济学”或者同时对抗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经济学。每当我看到那些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议论，就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政府摒弃“资产阶级物理学”、建立“无产阶级物理学”之类的说法。由于我在德国生活过，也知道德国在希特勒政府期间希望“日耳曼物理学”的故事；更由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满腔热情地反对过“资产阶级学术”，赞扬过中学里用“工业基础知识”代替“资产阶级物理学”、“农业基础知识”代替“资产阶级化学”的做法，所以我对现在那些“中国经济学”议论不但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而且干脆就是反感，因为我现在明白了，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在基本原理上既无民族的区分，也无阶级的区分：只要是物质，就遵循一样的物理学原理；只要是人，就遵循一样的经济学原理。
不过，在反对那种“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里的“中国经济学”同时，我完全赞成和支持研究中国问题，赞成和支持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提出新的经济学观点和理论。我自己三十多年也努力这样做。我的学术文章几乎全是用经济学基本原理直接研究中国经济。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农民多，农民需要也正在转移到非农部门。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时候，美国非农部门的失业人数就超过了农民总数。2008年危机之际，美国、德国的失业都几倍于农民总数。但在中国，农民人数依然远远超过失业人数。在欧美国家，最需要改善物质条件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体是失业者，因此欧美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以失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的目的是如何增加就业。在中国，最需要改善物质条件且人数又最多的群体是农民，因此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应当以农民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让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
当然，这样一种人文关怀并不能够解决学术问题。在这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找出一个严格的甚至是用数学方式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既能直接用于讨论失业或者农民问题，又能直接利用统计数据，还能成为经济学建模的核心变量。在中国背景经济学中，这个概念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欧美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有三个核心或者一级变量，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所具有的三个一级变量应当是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农民转移率。围绕这三个一级变量，我们应当能够建立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
我于去年提出的农民转移率概念，在数学上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增减变化完全一致，所以，农民转移率同时表示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瞬时速度。这个概念的确立不但标志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而且表明研究中国背景经济学同时又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经济学。而后者便是中国背景经济学的一般意义。在世界各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农劳比）下降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刻划这个过程的指标至少有两个，即速度与稳定性。假设我们把农劳比下降视为一件好事，那么，下降的速度越快，下降越平稳，下降过程便越优。我们甚至可以把农劳比下降想象成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时间关系。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然而，对于一架正在下降的飞机来说，安全或者稳定性往往更重要。对于一个农劳比正在下降的民族来说，安全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例如，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剧烈波动的1960年前后，正是中国人口绝对减少的灾难年份。经济学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对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对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又可以集中表现为对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以及影响瞬时速度变化即农劳比加速度的诸因素的研究，因为瞬时速度的变化同时指示了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稳定性。简洁地说，如果我们把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为飞机降落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很小时段下降的瞬时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的民族福利，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经济政策来说，瞬时速度显然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中国背景的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速度的机制。
从更广阔的眼界来观察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200多万年前脱离动物界以后，人类首先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可食的植物与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人类从采集与狩猎经济向农耕和畜牧经济的转变可能是以十万年为数量级的时间过程。大约7000年前，所有当今存在的主要民族都基本结束了这一转变过程并进入以手工技能和经验技术为基础的农耕畜牧经济或农业经济。大约300年前，人类又开始从农业经济向以机器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转变。汤因比曾经指出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研究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耕畜牧过渡的指标，也许以农劳比以及它上升的瞬时速度最为恰当。同样，研究人类从农业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指标，农劳比及其下降的瞬时速度也可能是最恰当的。人类作为整体在二十一世纪初依然处在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中途。人类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更难理解自身如何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但人类应当能够想象和理解自身如何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今天的中国其实就突出地展现了人类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图景，研究中国背景的经济学也就是研究人类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这一转变。当200年前欧美国家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时候，经济学本身还不成熟，经济学原理还没有形成和得到公认。今天的中国既接受了已经成型的经济学原理，又处在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因此，如果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够在这种一般意义上建立起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我们至少应当负失职的责任。
附件：中国背景的经济学
“夜话”2010年第7期，2010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