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原先资助我主持的教研室的德意志银行的资助计划到期结束了。德方暂时没有新的资助。中方暂时也没有给以办公经费，因此教研室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今年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
近日，德国方面一位协调人来和我谈话。他知道我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一些短文，其中很有一些历史的或者时政的评论，宣扬自由法治，反对专制滥权，并不为执政者所喜欢。因此，他对我说，中方之所以没有给我的教研室经费，是因为我从事了政治活动，就是写了那些网络文章，政府“不喜欢”，因此我的教研室恢复不了正常工作，由此他建议我退休，用“我累了，我要退休”为理由主动提出退休。他认为这是他从我工作的中德学院出发而提出的建议。
我当场驳回了他的建议。第一我不累。第二我不认为中方目前没有提供经费是因为我写了政府不喜欢的网络文章，而是中德双方协调失误。第三即使是他所说的原因，我也没有必要提前退休。第四即使中国政府的什么部门用不提供经费的方式“希望”我退休（但我并不认为如此），那也需要该部门向我明确提出这一“希望”，而我没有必要以“我累了”为理由主动提出。
那位德国协调人悻悻地走了。
30年前中国，在毛泽东政权下，一切事情都是政治，甚至谈恋爱也得讲“无产阶级恋爱观”。一个人就企业、学校、社会的某件具体事情发表点政府不喜欢听的甚或批评政府的言论，轻则“对社会不满”（即当时的“疑似反革命”），重则反革命。而一个人如果被视为反革命或者疑似反革命，他不但本人得写检讨，他的家人、朋友甚至熟人都得揭发他的反政府言行，他的工作单位也得写材料开会批判他。这和20年前在前东德，在柏林墙被前东德主席昂纳克宣布至少还将矗立100年的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写材料，多写了良心过不去；少写了上级过不去。在那种情形下，为了避免干系，每个人每个单位对政府不喜欢的人都只好“避之唯恐不及”；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正常”心理是远离政府不喜欢人。
今天的前东德地区已经脱离了专制统治，今天的中国也已经远离了那种人人自危的专制统治。当然，今天中国还保留着绝对专制之名和相对专制之实，可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单位对网络上批评政府的言论已经习以为常，对在网络上公开批评政府的人已经不再避之唯恐不及。绝对专制扭曲了的人人自危心理已经基本矫正。我相信，我工作的中德学院也不至于因为我的网络文章而生出“让其提前退休”的念头。但是，也许由于中国依然保留着绝对专制之名和相对专制之实，也许部分德国人至今对自己当年遭受的绝对专制依然心有余悸，因此他们依然把中国的许多具体事情和专制政治联系起来，依然以为每一桩不公平的待遇都源于政府“不喜欢”，依然把远离政府不喜欢的人作为“独善其身”的捷径，说到底，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扭曲心态，所以，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支持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可一旦有事，马上显出“叶公好龙”的内在心理。
中国的民主自由大业、个人的教学科研事务往往需要外国人的帮助。但是，它们说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感谢；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照样干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警惕他们帮倒忙，不管他们带着正常的心理还是扭曲的心理。
“夜话”2010年第6期，2010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