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1%，现在已经达到45%。城市化比率在1949到1978的29年间从11％提高到18％，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1949年到52年还应该是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8％提高到45％，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29年多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二年里，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还多。2007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1996年以来新增的。
从19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每年都超过了中国新增总人口，中国增加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不够补充城镇增加的人口。所以，中国必须从其他地方，也就是从乡村获得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国新增城镇人口到1995年还是低于新增总人口，从1996年开始就高了。1996年新增城镇人口比新增总人口高出1.7倍，以后越来越高，到2003年达到了2.8倍，也就是说新增城镇人口是新增总人口的近三倍；截止到2007年依然是两倍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中去掉新增总人口，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1996年到2007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两亿四千多万，新增总人口一亿一千万，所以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有一亿三千多万。
但上面计算人口转移的方法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新增人口不但发生在城镇，也发生在乡村，甚至乡村每年新产生人口比城镇还多，所以，新增总人口中必然有一部分应当算到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中。我们看一个公式，新增城镇人口=新增总人口＋乡村人口净减少＝城镇净出生＋乡村净出生＋乡村人口净减少。前面仅仅根据第一个等号后的公式计算人口转移，忽略了乡村净出生人口的进城同样属于人口转移。所以，中国乡城人口转移总量应当加上新增人口中的农村人口或者农村净出生人口。
可是，中国没有公布乡、城出生率数据，我们也没有人口转移的正式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只好估算人口转移规模。假定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同时适用于乡村和城镇，城镇人口增长率和乡村人口增长率相同，也和总人口增长率相同，这样推算的每年城镇人口就会比实际人口少得多，其中的差额便是每年的转移人口。从1996到2007年，中国乡城转移人口从一亿三千万一下子增加到两亿多，增加了一半以上。乡城转移人口占城镇新增总人口比重也从原先的55%提高到84%。就常理看，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城镇，所以假设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应当不会高估、而可能依然会低估中国乡城转移的规模。根据上述假设，中国最近12年内城镇新增人口中六分之五以上来自农村，城镇人口自身的增加仅占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这12年间，中国有至少两亿人从农村迁入城镇。两亿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们是1995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中国同期新增总人口的一倍。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2亿人是2005年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倍，是波兰总人口的五倍多。换句话说，中国最近12年的乡城移民总数相当于2005年墨西哥全部人口在六年时间内转移到美国，或者相当于波兰全部人口在两年多时间内转移到西欧。这样集中和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口转移和劳动力密切相关。中国城镇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24％上升到2007年的38%。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同期从30％上升到60％。200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徘徊在50%左右，之后它就稳定地低于总量的一半。但从中国统计数字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重大差距。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而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4%，城镇劳动力比重高于城镇人口比重。到现在则完全变了。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5%，而城镇劳动力比重只达到38%，后者反而远远低于前者。可见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转移不同步，劳动力转移远远慢于人口转移。
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在城乡之间是于1990年前后发生逆转的。1990年以前，城镇劳动力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很高，就是说城里劳动力多、非劳动力少；乡村劳动力少、非劳动力多。1990年以后完全改变过来了，在农村劳动力多，小孩、老人少；在城镇劳动力少，小孩、老人多。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人口。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劳动力还达不到一半，可中国乡村人口中三分之二都是劳动力。这些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统计资料同时表明，越是乡村人口比重高的省份，少年儿童占人口的比重越高，因此乡村人口中非劳动力也许应当更多。
对中国劳动力乡村转移的实际状况也需要估计，因为我们缺少直接的转移数据和乡城、农业非农业的劳动增长率数据。中国乡村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比如10岁、13岁的孩子过几年就会变成劳动力，所以必须加上这一部分人。我在这里列出了估计值。如果假设乡村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1.2倍，则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是7800万左右，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大概8000万左右。但这些估计值依然可能大大低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规模。中国官方和学者的一般估计是中国劳动力乡城转移在1.3亿左右，农业非农业之间转移数量更大。不过，这些估计没有被中国劳动力的长期统计资料所采纳。无论如何，与人口转移一样，十几年来，中国劳动力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
人口转移的基础是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关心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我在这里仅仅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机制。从农业或者农村看，劳动力减少，仍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会增加，包括进城劳动力在内的家庭总收入也会增加。例如，农民家庭里第一个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第二个劳动力想继续离开农村，他对城市工作工资的要求会超过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从城镇或者非农产业看，雇工农村劳动力固然便宜，但雇佣的多了，农民工的工资便必须提高。而农民工工资提高的条件是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的前提又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是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或者平均每个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数量。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第一需要劳动力增加得慢，第二需要资本增加得快。
中国总劳动力增加速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每年增长1%左右，而现在在0.7%、0.8%左右，并且还会继续下降，所以中国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另一方面，即使仅仅看中国国内资金投资也是很多的。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在40%以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一方面劳动力增长很慢，所以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的很快。我们看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的比率。这个比率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都几乎是不变的，它就像中国陷于贫穷陷阱似的长期不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比率长期不变的话。中国总资本和总劳动比率也应当不变。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每一个新增加的劳动力所提供的新资本快速增加。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1991年中国平均为每个新增劳动力而新增加的资本仅仅为五万元，1998年达到了十万元，2003年便超过了二十万元，2006年则达到了三十六万元，15年内增加了七倍。所以，中国有足够的新增资本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更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原因是第一，新增资本主要投向城镇，第二，城镇劳动力增长得比乡村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城镇企业就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
在1997年以来所有年份，中国投资在城镇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因此，本来就偏向于城镇的中国投资，现在的城镇偏向便更加严重。1996年的时候，中国总投资里面四分之三在城镇，到2006年则超过了七分之六，所以，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地集中在城镇。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分布则完全相反，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又很慢。2006年各个省以人均GDP为标准进行排列，城镇人口越多的省少年儿童越少，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得越慢。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城镇发达的地方、越是GDP增长快的地方，本身能够新增的劳动力越少。一方面，中国投资严重偏向城镇，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分布严重偏向农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自身增长速度又很低，所以，城镇产业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而限制农民进城制度的放松，使农民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劳动力。
在中国劳动力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又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波动。中国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周期性。从1953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个大趋势，但这个大趋势又充满了波动。比如，1958年中国劳动力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转移是中国随后发生的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后几年绝大部分农民又转移回去。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1978、1984、1995、2006诸年及它们前后的年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但在这些年份之间，总有若干年农业劳动力绝对增加。用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数量和总劳动力数量对比，把它们的比值当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发现该转移率呈现十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并且和GDP增长率的波动有明显关联。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指的是城镇失业率，失业人数大约占总就业的1%。中国失业率数据从1978年开始，30年来失业率没有波动特征，和GDP的波动谈不上什么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转移又是波动的、具有周期性的。所以，中国农民转移本身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国来说，农民转移比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减少贫困更加重要。所以，农民转移的均衡，也许比失业就业的均衡更加重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农民转移既是一个不断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有时转移多、有时转移少甚至转回乡村和农业的短期波动过程。中国经济政策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促进农民转移的同时又缩小农民转移的波动。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召开的“通往和谐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7日。这次发表前作了修改。）
“夜话”2008年第18期，200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