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学者配第在1700年之前便指出富国务农者少。但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否认非农化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农业视为一个普通生产部门，但依然没有认识到非农化意义。在当今时代，对非农化认识的障碍主要来自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4 经济学关于非农化转型的认识
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就书面记录而言，在观察和统计方面，配第（W. Petty）也许是第一位明确肯定非农化现象的学者。早在1672年写成的《政治算术》一书中，他就指出农业比工业收益少、工业又比商业收益少的现象。同时，配第还发现当时的富裕国家把较少劳动力用于农业。[1] 一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克拉克（C. Clark）利用当时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证实配第的发现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并将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劳动力转移定律，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集中的规律。这也是库兹涅茨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事实之一。[2] 在理论方面，我们前面曾引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即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新石器时期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之一。经济学家刘易斯（A. Lewis）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命题而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3] 但是，汤因比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工业革命进到非农化转型概念；刘易斯亦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4] 大多数学者更没有超越汤因比和刘易斯。[5] 实际上，在2016年中期，用”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做主题词在”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中搜索不到超越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献。维基百科全书亦没有”非农化”词条。就此而言，非农化尤其非农化转型尚未成为世界学术界的通行概念。
学术界难以清楚地认识非农化转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当是马尔萨斯（T. Malthus）学说的影响。[6] 这一影响又源于几百万年来人类对自身食物供应保障的忧虑。配第之所以能够指出非农化对国家富裕的必要性，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很好地经营自己的土地，养活本国人口将无须很多农业劳动力。但配第在人类非农化转型刚刚起步时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很快被随后学者的悲观情绪压倒。在最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西欧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压抑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把社会的贫困现象集中地暴露在人口密集的非农业部门聚集的城镇地区，从而造就了学者们关于非农化导致普遍贫困的一般印象。[7] 本章前面引用的康替龙关于人口如粮仓内老鼠那样快速繁殖的语录反映了十八世纪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十八世纪末问世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只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经典总结。马尔萨斯理论影响了几乎所有后世学者。因此，尽管从配第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农民少是国家富裕的一个标志，但即使是以一国财富为研究对象的斯密（A. Smith）亦认为一国应当保持相当多的劳动力生产食物。[8]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李嘉图（D. Ricardo）则直接把人均食物产量重新下降到仅敷维生的水平，视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点。[9] 在他看来，随着人口增长，食物需求提高，人类必须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来保证食物供应。但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意味着越来越低的人均食物产量，食物价格也就越来越高，保证能够购得并仅仅能够购得维生必需食物的工资也将越来越高，利润便不得不相应地越来越低并最后趋向于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将终结。因此，根据李嘉图的逻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更贫瘠土地的使用，人类甚至必须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即食物生产，所以，当时的西欧国家不但不能把农业劳动力较少的现状保持下去，而且还可能重回大多数劳动力务农的农业社会。显然，李嘉图代表了当时对非农化转型的悲观思潮。
与李嘉图相比，马克思则代表了某种乐观思潮。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所处时代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使命是为未来更高级社会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指出什么是未来更高级社会所需要的”最低水平”物质基础（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但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低生产力水平），可是，他不但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充满信心，而且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未来社会建立起这一”最低水平”物质基础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能力充满信心。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的独特性，而把人口规律当做资本积累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资本积累要求的人口相比，如果人口多了，失业和产业后备军增加，工资水平下降；若人口少了，失业减少，工资水平上升。但无论工资水平如何上升，都不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界限，因此都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10] 不过，马克思讨论的工资上升也下降，是工资超过或低于维生水平的波动。马克思没有讨论维生工资本身的上升问题，而维生工资相应于食物价格提高的上升才是李嘉图悲观的理由。就此而言，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李嘉图的人口绝对增长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不考虑人口快速增长到资本主义无法完成其使命的程度的可能性。
就农业而言，马克思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的建立和剩余价值在农业部门的特殊分割方式。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他才进一步关心农业本身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对他来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11]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由于土地在农业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在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在农业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要分割为地租。针对农业部门的社会关系，李嘉图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三阶级观点，即农业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其中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地租；农业资本家租入土地并雇佣工人耕种、工人则出卖劳动力并取得维生水平的工资。只要人口还不足够多、食物生产还不足够困难，农业资本家总的净收入在扣除地租和工资后依然有一部分利润。[12] 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这一划分阶级观点并把这些阶级视为”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13]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和农业剩余价值分割及地租决定时特别指出，他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它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 [14] 因此，马克思认为他研究的是成熟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其中农业和其他部门一样，利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通过雇佣关系生产产品。[15] 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是否存在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和相对数量是否存在下降趋势等等问题，不属于马克思的研究范围。
作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考察对象的英国，非农化转型早在马克思写作时代之前很久便已经启动。不管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非农化转型持有何种看法，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都是他们亲眼目睹并且不得不面对的英国经验事实。[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多次提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减少。[17] 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三类相对过剩人口时，他把农业过剩人口单独列为一类，即他的潜在过剩人口。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转移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大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18]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走到了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长期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之前，但他只是肯定”一部分”人的转移，而且是以农村存在”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转移。他没有想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可能转出农业，没有想到农村不存在过剩人口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业部门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地存在。[19] 他之所以在《资本论》中专篇研究地租问题，就是因为农业的重要性带来的土地的重要性。由于农业的重要性，社会总要保持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这部分劳动力甚至”相当地多”，因此，尽管马克思毫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他依然无法想象人类在他的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以达到只要很少农业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充足食物的生产力，[20] 更无法想象人类可能不需要农业来生产食物的可能性。所以，即使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即使他不会也不应当漠视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经验事实，即使非农化转型可能和他的资本主义阶段概念在时间起点和部分跨度上不相矛盾，他也无法提出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概念。
实际上，到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850年前后，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欧美主要粮食贸易国之间的粮食市场已经一体化，世界粮食市场已经形成，大量美洲粮食的进口已经显著降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粮价，人口和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欧美国家已经被打破。粮食产量的更快增长和德国对英国非农化转型的效仿最终确定了世界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人口增长显著放缓更加剧了食物供大于求局面。[21] 食物供给过剩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重大经济难题。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用农业补贴换取农民减产。因此，建立在食物生产困难之上的李嘉图悲观态度不复存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转趋乐观，尽管他们和马克思的乐观理由不同。这一乐观态度集中表现在经济学家尤其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由卡尔多（N. Kaldor）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22] 和以此为经验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来的新增长理论。[23] 其中，增长理论中的”经济结构变化”研究部分专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变化。然而，正是由于它过于关注于三部门的结构变化，因此它虽然把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视为历史事实和研究对象，但没有发展出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概念。[24] 此外，土地在增长理论中被视为资本的一个部分而不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地租尤其农业地租没有在增长理论中占到一席之地。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各类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非农化转型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应当是环保主义和工人或非农劳动者运动两方面的影响。与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人类未来抱有充分信心相反，环保主义者不但回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传统，而且比后者更强烈地怀疑人类尤其是非农化大转型的未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从他们看到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人类还得返回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的农业社会。现代环保主义者则担心人类连农业社会也无法返回，甚至担心人类在比如最近二、三十年就会走到地球和自然环境给人类造成的发展极限，担心当今人类文明的很快崩溃。现代环保主义对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标志应当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25] 该报告预言人类若以当时的方式继续增加自身数量和个体消费数量，人类文明将在二十世纪末便达到发展极限。虽然这一预言和其它类似预言屡屡落空，但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却日益增加，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环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指出的由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造成的人类食物生产困难上。根据环保主义的观点，由于耕地退化、地球变暖、水源匮乏等原因，人类食物生产将越来越困难，食物短缺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当今人类甚至会因此而重蹈历史上某些人类种族因此而灭绝的覆辙。在他们看来，”我们正走入食物价格上涨和饥饿蔓延的新时代。在食物方程的需求方，人口增长、收入水平提高、食物用于生产汽车用燃料等因素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大食物消费；在供给方，极其严重的土壤流失、日益加剧的水匮乏、地球不断上升的温度等因素使人类越来越难扩大食物生产。除非我们能够扭转这些趋势，否则食物价格将继续提高、饥饿将继续蔓延，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社会制度。” [26] 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布朗（L. R. Brown）曾经问道：”我们能够及时地扭转这些趋势吗？食物曾经是许多早期文明的薄弱环节。考古学家正在研究这些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类文明是不是和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样面临着食物困难？” [27]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布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28] 因此，尽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农劳比明显下降，世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我们所指出的非农化转型大趋势，对他们依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幻觉”。
毫无疑问，环保主义者的警告有其正面意义。正如我们前面对后农业社会所表述的无知那样，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如果排除比如天外物体侵入、巨大地震和气候骤变等特殊的人类猝不及防的情形，排除核战争等人类内部争斗造成自身毁灭的情形，那么，地球环境”较为缓慢的”变化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减轻，人类和人类文明可能在现有环境下更长期地存在和繁衍下去。但是，环保主义者要求人类退回农业社会的主张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于现今的人类和人类文明来说，那只是死路一条。[29]
试图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另一个思潮源于工人运动。我们把已经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笼统地称之为工人。在非农业劳动市场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时面临着和资本家与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双重竞争。工人只有在竞争中压倒农业转移劳动力之后，才能够在和资本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在工资、劳动条件、职业和相关福利诸方面，工人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职位竞争中几乎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为了避免与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竞争，工人运动在理念上倾向于否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而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在宣传上则根据非农化转型前期表现出来的工业化趋势证明工人的”历史先进性”并以此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竞争中获得特权，在实践中则倾向于利用组织和政治力量阻止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实现特权。在工人缺乏特权的非农化大转型早期，工人运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遏制作用几乎微不足道。在二十世纪内，完成或基本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对非农化的抵制，主要表现在国际范围内对跨国移民的抵制，即通过政权力量为保护本国工人而阻止其他国家劳动力移入本国。[30] 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国家则在国内范围为保护工人而阻止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我们在两个于不同时期内经历非农化转型的世界大国——中国和美国内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表现。较早开始转型的美国起初地广人稀，因此不限制甚至欢迎国际移民。大部分移民起初亦在农业就业。但随着美国非农化的顺利进展，移民就业重点转到非农部门，移民与工人的矛盾开始突出。津恩（H. Zinn）曾经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写了一本美国历史书。该书在谈到外国移民和美国本地工人关系的时候指出：移民”造成劳动力过剩，压低工资。与本国工人相比，移民更容易被控制，更加无助，文化上更失落，他们之间更多争执，所以，移民是罢工的有力破坏者。同时，他们的孩子也常常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过多和失业问题”。[31] 因此，为了避免移民造成的竞争，美国工人强烈要求限制甚至禁止外来移民。正是在工人和他们支持者的持续努力下，美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式建立移民限额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限制非熟练劳动力移入美国。而这部分试图国际移民的非熟练劳动力，很多直接就是移出国的农业劳动力，另一些则是在移出国直接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竞争的非农业劳动力。因此，美国和其他较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移民制度的重要作用，是把本国工人和世界农民隔离开来。应当说，这一制度既是欧美工人运动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对世界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国际转移的最大打击之一。最早提出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在他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经典文章中，曾经设想一国把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后，其他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会向该国转移并在该国成为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全世界将更快地消除剩余劳动力。[32] 然而，以避免劳动市场竞争为主要目的的移民配额制度严重挫折了他的设想。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确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权力保证非农劳动力的工资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力收入。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或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 便以城市工资由政府或者工会决定并高于乡村工资为研究前提。[33] 因此，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发展农村以便把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免得他们为追求高工资进城并失业。但他的建议与政府优先工业化的目标相矛盾。为摆脱这一政策困境，采取极端措施的国家如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干脆把人口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两类并禁止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同时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在农村从事非农生产。[34] 用这样的方式，在”工业化”以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政府在一国之内把农业和非农业工人隔离开来，避免他们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aender, vereinigt euch）”。[35] 他们心目中的无产者是工人。可工人联合起来的结果，首先是反对农民，抵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是在资本充裕国家抵制资本输出、在资本稀缺国家抵制资本输入。由于资本从前一类国家向后一类国家的转移意味着资本和后一类国家农业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直接结合，所以，工人对资本流动的抵制依然可以视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抵制。[36]
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在学术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零的后果，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这一逻辑必然引出乡村本来是田园诗般美好天地的结论。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帕金斯（D. Perkins）等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是一本广泛流传并多次再版的教科书。该书第五版一开始便详细讲述了一位马来西亚姑娘的故事。[37] 这位农村姑娘为了更高的收入离开家乡到一家装配电子器件的城市工厂打工。她省吃俭用，不但经常寄钱给留在村庄的家人，而且还有了一笔自己的储蓄。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她在工厂内上升到管理层。七年后，当电子行业遇到一次衰退时，她辞职返回家乡，结婚成家并”幸福地在她的可达村里持家育儿。” [38] 在千千万万转移出农业和农村的年轻女性劳动力中，帕金斯等人的这个例子肯定有其背景。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来说，留在城市才是他们的目标；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明确展示出来的非农化历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确实长期甚至永远地留在了城市。因此，帕金斯等人作为例子的那位马来西亚姑娘绝对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典型代表。但帕金斯等人却错误地把那位姑娘当成”发展中国家近40亿人的象征”。[39] 对帕金斯来说，原先的村庄应当是暂时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业劳动力回归的幸福终点。也许由于他们所想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暂时性”，除了这位姑娘的故事，他们在其厚厚的教科书中几乎再也没有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这样，他们就漠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亿万农民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重要性，漠视了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本章第1节展示了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在这样显著的时代背景下，珀金斯等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漠视所可能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应当是他们对非农化转型持有的负面态度。同时，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农民工幸福地回到农村的故事，而且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事实不置一词，又误导了希望了解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大量读者。
注释：
[1] 配第，1690/1979，第62-111页。关于配第完成《政治算术》写作的年份，参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编者撰写的介绍”威廉·配第”，编者，1979，第10页。尽管我们是为了方便而把1700年作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但配第在1700年之前关于当时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描述，部分地支持了我们的做法。
[2] Clark, 1957.
[3] Lewis, 1954.
[4] 参见Hu，2014；胡景北，2015b。
[5] 例如，Hobsbawm曾指出”Histor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will probably see the century’s major impact on history as the one made by and in this astonishing period. For the changes in human life it brought about all over the globe were as profound as they were irreversible. Moreover, they are still continuing. The journalists and philosophical essayists who detected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were wrong. A better case can be made for saying that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century marked the end of the seven or eight millennia of human history that began with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one age, if only because it ended the long era whe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human race lived by growing food and herding animals”. 参见Hobsbawm，1994，p. 9. 这里，Hobsbawm虽然谈到了农业社会结束的具体时间，但依然没有发现”非农化转型”的概念。
[6] 马尔萨斯, 1798/1992；Mayhew, 2014。
[7] Hobsbawm 曾经指出英国公众当时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农业的实际状况。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虑到英国人口从1750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同时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至迟到1800年前后已经不足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所以英国农业在不存在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技术水平上，应当说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生产率奇迹，才得以支撑了同时发生的英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Hobsbawm提出两个原因解释英国公众为什么忽视当时农业实际状况而强调农产品供给困难的原因。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自给自足性的重要性；第二是拥有土地对一个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性。但这两个原因显然远远不足以解释本节介绍的从康替龙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对英国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前景的悲观情绪。参见Hobsbarm, 1999，pp. 75-76.
[8] 斯密，1776/2015。
[9] 李嘉图，1821/1962。
[10] 马克思，1867/1972，第680页。
[11] 马克思，1867/1972，第551页。
[12] 李嘉图，1821/1962。
[13] 马克思，1894/1974，第698页。
[14] 马克思，1894/1974，第693页。
[15]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和二十一世纪内，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是家庭，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家庭劳动。因此，李嘉图和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农业与农业三大阶级的设想与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大相径%) S/$’abÈ#͐Cy:rLܺ5tJVoV5MCW (qJG3s3r ,(gCb3K’NZMVh@Y53*AXmT
40Jsh.Ƙ`7农业中，英国农业的家庭自耕自营占比重可能最低。但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英国家庭农场依然占到农场总数的 40%以上，加上半家庭农场（intermediate family farms)则达到近66%。参见Hill，1993，p.363。从英国历史看，英国农业雇佣工人（hired workers）应当至迟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以比自耕自营的农业劳动者（farmers）更快得多的速度减少。1851年英国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有170万，到1925年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到1980年代仅为30万左右，一百三十年减少了五分之四以上。但同期英国自耕自营农业劳动者减少量不足五分之一，因此，以自耕自营为主的农业愈来愈在英国农业中取得优势。参见Zayed, 2016，p. 10.
[16]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英国农劳比在1901年前后已经降低到10%前后，就城市化来说，1750年左右英国只有两个超过50000人口的城市，到1801年则有了八个，到1851年达到了29个。在1851年前后，英国超过一半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因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为特征的非农化转型，对当时的英国学者应当是一个熟悉的经验事实。参见Hobsbawm，1999，p. 64.
[17] 参见例如马克思，1867/1972，第743页，758页，759页脚注170等。
[18] 马克思，1867/1972，第704-705页。
[19]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很小，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很低，农产品价格对总体价格水平影响很弱，因此在分析中可以完全忽略农业。
[20] “充足的食物”不但包含、而且超过维生所需要的水平。马克思很少谈到工资超过维生水平的可能性，因此也很少提及超过维生水平的食物消费。但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均食物消费量远远超过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所以，在今天，食物是否充足不再和维生水平相联系。而”充足的食物”所需要的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要远远超过维生食物所需要的水平。
[21] 汉森（Alvin Hansen）甚至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当成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见Hansen, 1939.
[22] Kaldor，1961，pp. 178-179.
[23] 参见例如朱保华，1999。
[24] 参见例如陈体标，2011。
[25] Meadows, Meadows, Randers and Behrens III, 1972; Meadows, Randers and Meadows, 2004.
[26] Brown, 2012, p. 3-4.
[27] Brown, 2012, 同上，p.4.
[28] 例如，Wright便声称：”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了，但到2050年，地球上依然会增加30亿人。我们也许能够在短期内养活这么多人，但我们必须减少食肉，必须分配食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是保持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他并且警告说如果人类现在不立即改变自己，人类将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人类文明的下场将比人类史上所有其他文明的悲剧下场更为悲惨。参见Wright, 2003, p. 132.
[29] 按照部分学者的研究，人类其实从农业化转型时期就开始对地球气候施加显著影响了。例如，地球气候周期变化和二氧化碳与甲烷在大气中浓度水平有关。按照已知的地球气候周期规律，这两种气体的浓度应当从12,000年前一直下降到今天，但它们却分别从8,000年和5,000年以前起”反常地”转为上升，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们的上升又和地球气温提高即所谓的”全球变暖”相关。学术界还没有发现可以大体解释这两种气体几千年来反常增加的自然%W7学原因。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近10,000年来的人类农业生产本身可能便是最近”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参见例如Ruddiman, 2005。
[30] 广义地说，这里也包括对一国资本转出和贸易赤字的抵制。资本转出意味着国内资本紹A7缺程? w H:0%K%’C劳%E*8A需求程度降低；%LA8exe#,Ljv’E65%69D在净值上，一部分%